在中日抗戰中，熱血青年高喊「中國不亡，有我！」此刻的台灣在十字路上；自一九九○年代中起，每人真實國民所得成長率一直自百分之六左右下滑，直至二○一○年才回升。讓我們這些知識分子冷靜地說：「台灣中興，有我！」

（一）半世紀前去美讀書

二○一一年是中華民國建國百年，回想半世紀來在美國的讀書、教書及生活真是充滿了感懷及感恩。

一九五九年九月松山機場告別，雙親認為此生再也無法看到家中唯一的男孩。六百美元的單程機票，耗盡了他們所有的人情──一張票、一世情。五十年過去了，形式上，落地已生根，家在美國；感情上，落葉又歸根，心在中國。

「中國」不再是地理上的秋海棠。「中國」象徵著歷史的傳承、文化的認同，以及海外華人對大中華地區（大陸、台灣、港澳）未來發展的關注。

我出生的江南，因改革而又現生機；成長的台灣，因發展而躍升為亞洲小龍；讀書與教書的美國，則仍能以硬實力與軟實力領先各國。

這麼多年來，在學術自由的美國，孕育了一些自己認為值得向台灣與大陸推廣的觀念。我相信：真正推動社會進步的力量，不是革命的狂熱，也不是自私的冷靜，更不是自卑的自大與崇洋的抄襲，而是提出適合國情的現代觀念，使其推廣與實踐。

從一九六九年起，我每個暑期像候鳥一樣，回到台灣。第一個諮詢工作就是接受經合會的邀請，回台參與人力資源規劃。那一年得以認識此後一生敬佩的李國鼎先生。

第一次回到大陸是一九八八年，已是離開那片土地三十九年之後。那年五月，在對北大師生的演講中指出：「如果當年五四運動，除了提倡『民主與科學』之外，包括了『經濟』與『教育』，中國的近代歷史是否就會改寫？」

民主可以治國，科學可以強國。沒有經濟，如何富國？沒有教育，如何興國？因此，當我的四本書：《經濟人、社會人、文化人》、《天下那有白吃的午餐》、《觀念播種》、《構建一個乾淨社會》先後在北京與上海出版時，感覺到似乎盡了一些讀書人的責任。

最可惜的是，從一九四九至二○○八年，當台灣與大陸各有五十年的發展成就之後，兩邊還無法直接交流。二○○八年馬英九總統的當選，終於推動了直航，加快了交流。我預測：如果兩岸領導人能握手言和，簽訂和平協定，那麼他們一定是當年諾貝爾和平獎的得主。

（二）人生的時鐘向東移

坐在河城家中的書房，面對一壁的西文書，另一壁的中文書，告訴來訪的美國友人：上天已經太寬待我了。生於中國的戰亂、長於台灣的憂患，但執教於個人思想可以馳騁的大學學府中。這位天生的樂觀主義者──

對中國，嚮往它古老的文明，以及它釋放的潛力；但必須要追求永續發展。

對台灣，驕傲它人民的勤奮，以及它旺盛的生命力；但必須要扭轉頹勢，急起直追。

對美國，沉醉它四面八方的開放與無所不在的機會；但必須要戒慎恐懼，不再自大。

近年來當我奔波於太平洋兩岸的頻率增加時，常對年輕一代說：美國提供了孕育成長的氣候，台灣提供了參與的機會，大陸提供了可以發展的舞台。

不論身在何處，在人才快速流動的扁平世界中，做為一個華人、中國人、台灣人，常常提醒自己要盡量能擁有：中華情、人文心、世界觀。

「漂泊，你的祖國是中國！」；「歸根，你的家鄉是東方！」人生的時鐘正向東移；正好趕上「台灣中興，有我」的列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