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工過勞猝死案件頻傳，台北市政府勞工局欲下修某些工作別的月工時上限。

這讓我想到日前有一名女性助理教授疑似獨飲五瓶紅酒後噎死的事件，家屬表示，她準備升等副教授還要教課，工作量及壓力都很大，檢警懷疑她想借酒紓壓，喝醉出事。

沒想到吧！今天的教授也成為過勞的高危險群。教授雖然社會聲望高，收入也不錯，但新進的助理教授不但得負擔教學，得寫計畫申請研究經費，作研究、寫論文，還得帶研究生、改考卷、打成績、應付教學評鑑、處理行政庶務…，工作時數長且壓力大；特別是多數學校訂有六年條款，若找不到研究經費，寫不出論文就無法升等，而在六年內無法升副教授，會被學校辭退。

在少子化與大學普及化雙重壓力下，教授想要在學校待下來，得具備超強競爭力，必須精通十八般武藝，年輕教授已成為過勞的候補成員，甚至已處於過勞狀態，不少擔任助理教授的年輕博士，都自嘲是爆肝團成員。

體制是造成這種現象的主因。台灣近十年大量開放高等教育，大學突然多了兩三倍，教師員額雖增加，但研究計畫與經費，卻沒有同比例增加，而且，大學研究經費的分配也是以國立為主，私校為輔，私校新進教師為了找錢作研究、寫升等論文，壓力長年纏身。

要減少大學教授過勞甚至造成不幸的悲劇，教育部必須重視高等教育分流問題，除了大學應該分流為研究型、教學型與應用型，教師也應分流，不該要求所有大學教師都是研究型人才，要有教學型教授（台灣的大學與教授太過強調研究，導致不少教授不會教書，使得師生都痛苦），升等評鑑也要分流，不能都以論文作為判定標準。

教學型教授負擔大學部的大部分基礎（必修與必選）課程，研究型教授則負責選修，和與其研究相關的課程，並帶碩博士班學生，如此才能減輕工作與升等壓力。

如果短期內做不到分流，大學也應建立評量教授工作時數、情緒壓力的考察系統，留意工作負擔過重、情緒瀕臨崩潰邊緣的教師狀況，避免再發生悲劇。

仁言（新北市／勞動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