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夏天，為了看一本書，成簣堂文庫本的《新編京本臝虫錄》，去東京御茶水圖書館。書看過了，仍未解決問題。既是「新編」，即是分身，那麼，本尊何在？最早的《臝蟲錄》何時出現？原貌如何？

《新編京本臝虫錄》這本書沒有編者，沒有刻者，唯一的線索是，在全書最後註明「嘉靖庚戌年靜德書堂刊」，是庚戌年是嘉靖二十九年（1550）的版本。找了各種書坊資料，就是沒有「靜德書堂」芳蹤，難道這家書坊只刊刻過一本書？照這種詭異氣氛，沒準「靜德書堂」是幌子，「新編京本」也是幌子。說穿了，成簣堂文庫收藏的書是明代的盜版？

《臝蟲錄》在哪裡？有學者以為《臝蟲錄》是《異域志》的原名，到處查，只見到《異域志》，沒見到有圖有文的《臝蟲錄》。

明代郎瑛在嘉靖初刊行的《七修類稿》中引用：「臝蟲集中所載，老撾國人，鼻飲水漿，頭飛食魚。」《臝蟲錄》中記載的老撾人，是鼻能飲、頭能飛的遠國異人。

《臝蟲錄》也出現在陳侃嘉靖12年所寫的《使琉球錄》中，主要是描寫他出使現在琉球群島的見聞。可能因為《臝蟲錄》有琉球的資料，對身為外交官的作者很重要，可以當成出使的見聞參考，也可以當成述職報告的素材。的確，在後來的各種《使琉球錄》版本中，都提到《臝蟲錄》一書。

晁瑮、晁東吳父子在嘉靖間（嘉靖20-32年間）的抄本《寶文堂書目》，圖誌類中也收有《臝蟲錄》與《異域志》，而《臝蟲錄》還放在第一部。按照《寶文堂書目》的情形看來，《臝蟲錄》與《異域志》顯然是不同的書。說句題外話，真巧，晁家的兒子竟以東吳為名，他壓根沒想到五百年後，在一個叫東吳大學的校園中，我們日日將他的藏書目翻過來倒過去的推敲。

到了嘉靖35年（1556），新安（今徽州）商人鄭舜功（1522-1566）撰述《日本一鑑》，其中提到《臝蟲錄》與《異域志》，稱日本為倭寇。有學者說《異域志》原名《臝蟲錄》，而在《臝蟲錄》與《異域志》並列情況下看來，也指是兩本書，只是性質類似，都是談異域蠻夷，而異域蠻夷被視為裸身的蟲獸。

《嘉靖建陽縣志》卷五〈藝文志‧圖書〉中「書坊書目‧雜書」也記載，當時坊間刊刻有「《山海經》、《博物志》、《臝虫錄》」的書，可見這三本書在嘉靖年間的福建建陽是能銷售的書。其中，《臝虫錄》的「蟲」為簡體字，「臝」中的「月」則亂寫成「虫」，隨便創出一個怪裡怪氣的字，可以見到地方縣志的水準之低下。

萬曆35年（1607）《卍新纂續藏經》第 57 冊「法界安立圖」中記載：俗書《←虫錄》載諸國人形各異，或是海中諸小洲也。

《澹生堂藏書目》是一本在萬曆48年編成的書，明白地記錄編者藏的書有《異域志》三卷本一冊，是周致中夷門廣牘本，令人精神為之一振的是，藏書中還有《臝蟲錄》二冊二卷本。很巧，在御茶水圖書館看到的《新編京本臝虫錄》也是二冊二卷本。是否，御茶水的版本只是照原書加上「新編京本」的字樣來標新炫奇而已？

朝鮮學者許穆 （1595-1682）《泛海錄》中有一段話：「其人以舟為室，善沒海取蠔，鶉衣而極貧，此臝蟲誌所謂蜒蠻。」意思是《臝蟲錄》中記載一種叫蜒蠻的民族，以船為家，擅長潛入海中取蠔。可見明代的這本書也流傳到朝鮮了。

明末清初黃虞稷（1629－1691）撰《千頃堂書目》，則同時出現《臝蟲錄》一卷（到底是幾卷？有二卷？有一卷？）、寧獻王朱權《異域志》一卷、周致中《異域志》三卷，可知三者是不同的書。

為了一本書，不只去了東京的圖書館，也寫了信給劍橋大學的圖書館，而那又是一段更複雜的考證了。連番的推敲後，終於確定，研究版本是一件難事，而《臝蟲錄》的本尊還未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