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對於控訴，只剩下無奈的默許？韓國的李滄東導演還有另外一種方式，如阿莫多瓦《我的母親》以及系列作品，痛恨自己身為男人的懦弱與下流，只能用影像來聲討猥褻中的暴力。

這部作品用創作中的一首詩，來串連遊蕩在男性社會中苟延殘喘的女人生活，哀傷困頓，卻無論如何要浪漫，即便是勉強溫飽，也要用支離破碎的物資，來美美地包裝自己；甚至，想方設法地寫出一首讚頌生命的詩；因為，這樣很「美」，生命是美好的，只要我們願意敞開心胸地讚美它。

尹靜姬的美，早已滄涼，卻越加離奇地令人逼視其詩情畫意的美。不堪一擊的存在，風雨飄搖中抵擋著，她照樣能被一花一草感動，而體會出如微風般的浪漫詩篇。

阿莫多瓦曾說：「小時候，看過家中女性成員擁有一種潛能，她們比男人更懂得偽裝的藝術，透過謊言，成功地避免了許多悲劇。四十年前的家鄉，男人坐在搖椅上望天發呆，女人是解決問題的主力。她們的方式是沉默與謊言……」

《生命之詩》的故事在任何國家都可能發生，隔代教養，把孩子丟給外婆，彼此相依為命，卻又被迫互相忍耐，各自有傷痛，卻近在咫尺而遠在天邊地無法溝通；當親情抵達了愛到乏力的邊緣，我們還能做什麼？

男人與女人的差別在哪裡？最簡單的分法，就是誰來承擔家務事。前者兩手一攤，不管是否有能力養家，最終都是女人來收攤

；這是大部分古老或落後國家的普遍現象，弱者是生存的樑柱，強者反成蠹蟲。至於強弱有別，又成另一番論述，什麼樣的生命韌力，才是真正的強者？我們該當如此堅強嗎？

當我們別無選擇地必須接受生存的考驗時，《生命之詩》賦予一種美好的逃避方式，雖然是謊言，但莊周夢蝶時，早已聲稱，若我在夢裡，這夢境就是我的真相。

尹靜姬夾帶著莫名其妙雪中送難的重重「重任」，只能越躲越深地埋進鳥語花香中，吟唱大自然的美好，才能在夢醒時，一一處理面對遠遠超出能力範圍的災難。

阿滋海默症來得剛剛好，也許這才是上帝的慈悲，讓她終於可以流淚，不需要忍耐……

這部電影裡，最令人髮指的，是一群犯下滔天大禍的孩子們，不但沒有受到校方或家長的譴責，甚至，集體協助七手八腳地掩埋了真相。那麼，尹靜姬的詩篇是一場夢，還是這群花錢消災的男人，製造了一場夢？

每個人的生命歷程，都必須面對許多不得不的選擇。也許，我們認為神都是人造的，才膽敢湮滅犯罪現場；但如果舉頭三尺有神明呢？甚至，很可能，這神恰恰不是別人，而是我們的身外化身，那，豈不等於昭告天下我的醜陋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