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沈冬（左）向黃先生（彈琴者）請教中國風格的和聲，後立者為李子韶老師。


二○一○年七月四日凌晨一點，黃友棣先生在高雄圓照寺他晚年安養的靜室裡安詳辭世。黃先生與民國同壽，陽曆生日是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元月十四日，按照中國算法，壽終時正是一百歲，是一位難得的，得享期頤高壽的音樂家。

他的一生如同中國近代史的縮影，經歷了民國創建時的軍閥混戰，抗戰的烽火流徙，中晚年又遠離鄉邦，漂泊港台；大環境已是艱難，他個人的際遇更是坎坷，黃先生兩歲喪父，自幼寄人籬下，在成長過程中嘗盡了世道辛酸、人情冷暖。他以半工半讀的方式，一路由廣州師範附小、附中、讀到大學，一九三四年，畢業於中山大學文學院教育系，畢業論文是《中小學藝術課程之改造》。在這段艱辛少年時，他以我們難以想像的自學苦練的方式，學成了鋼琴和小提琴，終於成為一位成功的作曲家，小提琴家、及音樂教育家。

黃友棣先生初入學校時，中國受到日本及德國影響，開始推動全盤西化的音樂教育。黃先生雖也接觸過傳統的廣東音樂，但吸引他的，卻是在課堂上學到的「學堂樂歌」，以及鋼琴、小提琴等西洋樂器，由此開啟了他的音樂生涯。抗戰時期，他創作了無數抗日救亡歌詠，〈杜鵑花〉是其中最膾炙人口的一曲；一九四九後移居香港，因為心繫故鄉，創作了〈北風〉、〈中秋怨〉、〈問鶯燕〉等寄寓鄉思之曲。也正是一九五○年代開始，黃先生開始與台灣有了密切的關係，屢次應邀來台，四處演講，創作了〈孔子紀念歌〉、〈當晚霞滿天〉等學校及合唱團必唱的經典曲目。

一九六三年自義大利學成返港之後，更創作了〈琵琶行〉、〈聽董大彈胡笳弄〉、〈遺忘〉等名曲，並與費明儀女士的「明儀合唱團」合作，整編了許多廣受歡迎的民歌組曲。

一九七八年，黃友棣先生的生命有了一個大轉彎；他自香港珠海學院退休，孑然一身，於是選擇移居高雄，繼續創作新曲，指導合唱團。在夕陽向晚的暮年，開始寫作佛曲，〈心經〉、〈牧牛圖頌〉、清唱劇〈曹溪聖光〉等，都虔誠優美令人動容。他一貫認真，平易近人，對於作曲的請託有求必應，結交了不少港都在地的好友。大家對這位操著廣東口音，卻能寫優美台語歌的老先生回報以尊敬和熱情，以侍奉長輩的心情，照顧他的生活起居，一直到生命的終點。

回顧黃先生的一生，涵蓋了三個清楚的階段：第一個三十八年在故鄉廣東，第二個三十八年落腳香港，七十六歲高齡才定居高雄，最終埋骨台灣，與中港台三地都結下了不解之緣。在他一百年的生命中，創作的曲目超過二千首，包括了眾多傳唱不輟的名曲，以數量而言，幾乎可與巴哈媲美。

他有源源不斷的創作力及驚人的勤勉，除了作曲之外，還撰寫了《中國風格和聲與作曲》、《琴台碎語》、《樂林蓽露》等十餘本書。成就獲得華人世界一致肯定，獲獎無數，包括最為尊崇的行政院文化獎、中山文藝獎章等，至於海內外愛聽他的歌、演唱他的歌的人，更是不計其數。唯一的例外是中國，三十八歲離鄉以後，黃先生再也不曾踏上故鄉的土地，在中國大陸，包括母校廣州中山大學，黃友棣三個字幾乎是默默無聞的。

二○○一年，因趙琴的介紹，我受託為黃友棣先生寫傳記。多次的長談中，我不只一次感受到。在他和藹可親的外表下，其實有著一分深深的孤獨感。當然，一個偉大的藝術家必定需要「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的孤獨，但不可諱言，也由於他自幼孤苦，產生了強烈的自我保護意識。因此，我在傳記的結論部分指出他性格中強烈的「邊陲性」：

他苦學音樂，多半是靠自修，相對於正統學院派的音樂家，他就是邊陲；他年輕時一直生活在廣州，沒有去北京、上海這兩個主要的音樂中心參與活動，這也是一種邊陲性；即使抗戰時候，無可否認，重慶才是大後方的音樂中心，但他還是遠離了中心，在邊陲的廣東鄉下默默耕耘。

四九年以後，他移居香港，香港是個國際化的大都巿，但是在國共對峙的兩岸架構裡，香港依舊是屬於邊陲的；晚年他回台定居，因為健康的因素，他選擇了高雄，依舊遠離了政治文化中心的台北。

黃先生讀完初稿後打電給我，他在電話中反覆激動地說：「你了解了！你真的了解了！」後來又屢屢表達對這個觀點的欣賞，認為我寫出了他的真心真貌。

其實我是心虛的，因為以上邊陲性的觀察，只是著眼於空間地域；如果結合時間來看，讓人更為喟嘆的是，在當今現代，黃友棣先生的邊陲性是更明顯的，屬於他的時代，其實早已過去了。他內心有知，豈能不因此而備感孤獨嗎？為了不讓老先生傷感，這一部分我隱而不發，沒有在書中寫出來。

黃友棣比黃自小八歲，比冼星海、劉雪庵小七歲，比李抱忱小五歲，與聶耳、馬思聰同歲，而比林聲翕大三歲。以上這些名字，在近代中國音樂史上提起來，每一位都是赫赫有名，令人肅然起敬的人物。黃友棣先生基本上跟這些人是同一輩的；他從李叔同「長亭外、古道邊」的「學堂樂歌」的年代，一直看到了周杰倫、蔡依林等人的引領風騷。與他同輩的音樂家們早已作古，外在的大環境不斷變化，屬於他的時代早已風流雲散，我可以由以下三個角度來詮釋：

一、學堂樂歌時代的逝去。學堂樂歌是近代中國音樂教育的起點，成長於斯的中國音樂家，大部分以創作學校歌曲、教授合唱團為音樂生涯的主體，他們極端重視音樂教育，如李抱忱先生認為「音樂為教育的最高峰」，黃友棣認為音樂教育是一種「全人教育」。這種觀點，以及他們所主要從事的活動，與現代的音樂家當然已有了極大的差別。　　

二、抗日救亡歌詠時代的逝去。抗戰時期黃友棣先生極為活躍，他創作了許多長篇的合唱曲敘寫抗戰，幾乎可以說是「以歌為史」。最著名的是一九四一年的〈杜鵑花〉，謝了又開的豔紅杜鵑，隱含了鮮血的顏色，戰亂中的青春兒女，以自己的鮮血和愛情為代價去保家衛國。然而，抗戰已是七十年前的歷史，抗日救亡歌詠如今鮮少被人演唱，〈杜鵑花〉一曲，在中國大陸學者的研究裡竟被歸為「愛情作品」，不能不說，他的時代已被一去不返了

三、大中國想像的逝去。一九四九之後，黃先生來去港台，創作了許多寄寓鄉思，或鼓舞大中國情懷的曲子。如〈問鶯燕〉，曲中的「佳麗」感歎春光易老、自問鶯燕，其實就是惓懷故國的知識分子的寫照。另一曲〈思我故鄉〉，遍寫中國大陸名山勝景，殷殷呼喚故鄉。這類歌曲充滿大中國想像，自台灣本土意識興起，就顯得政治太不正確了，合唱團既不演唱，有些好曲子也就逐漸被淡忘了。

由此來看，百年長壽的黃友棣先生，在音樂道途上，面對了一次又一次的時代沖刷。從近代中國到台灣，新的時代潮流將他「遺忘」。有許多時候，我覺得他是在不合宜的時代浪潮裡，孤獨地一路踽踽獨行。

黃先生自己有一個比喻，他的長壽，被他喻為「留堂的孩子」，眼見同學紛紛下課返家，只有他，還在課堂內努力完成未竟的功課。如果由時代變遷的角度來看，我甚至覺得，留堂的孩子偏偏遇到了新老師和新功課，於是，他的挑戰比他早早回家的同學們，可說要多得太多了。

黃先生最後二十四年生活在高雄，不用說，這又是一次出於「邊陲性」的選擇。他在高雄，除了佛曲之外，還寫了〈高雄禮讚〉、〈屏東頌〉、《耕農組曲》、《農村組曲》等許多以台灣為主題的作品，並且不辭年高，四處指導合唱團。這不但是他融入台灣的方式，更重要的是，這還是他畢生信念的實踐。黃先生十九歲即以音樂教育為職志，他篤信的不是科班出身，不是專業訓練，而是人人皆可欣賞享受，人人皆可以此提升自我的「全人音樂教育」。由此而言，明知時代觀念都已轉變，九十歲的黃友棣還執守著他十九歲時的信念，身體力行，不懈不悔，豈非他個人絕大的幸福？這分堅持豈不令人佩服？

整體來看，黃友棣先生因為長壽，所以經歷了不同時代的挑戰，所以能在孤獨、邊陲中，完成了數量驚人、豐富多元的音樂創作，他的成就輝煌，在音樂史上自應有其位置。

七月十二日，高雄圓照寺為黃先生辦了盛大的喪禮，正午時分，數百人捧花執幡，送黃先生靈柩下山火化，滿山的擴音器裡播放著〈杜鵑花〉，映襯著出家人高聲的梵唄唱誦，許多人忍不住滿臉淚水。我想著：留堂的孩子完成了了不起的功課，現在終於回家了，我們是不會遺忘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