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近代愛滋遺孤之父，應該非香港智行基金會主席杜聰莫屬，希望成為美國華爾街最出色銀行家的杜聰，也達成了他的理想，但十年前，意外造訪兩百多位居民感染愛滋的村落之後，他失控地痛哭，在親友反對下，堅決放棄高薪，開始拯救愛滋遺孤的志業，他的座右銘是：「人，才是最重要的資源；錢，不是最大的需要。」
偕好友白先勇 尋佛光山力量
杜聰向來以佛法為信念，支持所有的行善動力。他曾說，光有慈悲不夠，還要有理性和智慧，才能自救救人。當他和一路扶持的好友白先勇到佛光山尋求更多力量時，佛光山人間通訊社的記者曾盈潔，被杜聰的遭遇吸引，她和杜聰與白先勇的思緒一起穿梭時空，回到十年前，一個因為輸血而染上愛滋病的小農村。杜聰(左)與白先勇(右)。 圖/人間社提供
二○○一年的寒冬，一直存在杜聰腦海的畫面：「三代同堂的大家庭，為了多賺一些收入去獻血，結果被針筒感染，六個兄弟姊妹全染上愛滋。老大、老二先後去世，其他人也開始發病，可憐八旬老父靠搬磚賺取微薄生活費，眼睜睜看著六個孩子死去，一群孫子要由他來照顧。奄奄一息的青年眼神充滿絕望。」
當杜聰決定離開法國某銀行副總裁的位置，投入公益事業，幫助愛滋遺孤時，媽媽反應最激烈：「我供你讀哈佛，不是讓你做義工的，你要做慈善，可以業餘兼職做；你現在年輕，積蓄可以供你不工作地生活幾年，但老了怎麼辦？要為將來著想！」杜聰卻說：「將來的事我看不見，現在的事，我不能看見了不管！」
提供教育機會 不成社會負累
甫從中文系畢業、當過兩年義工記者的曾盈潔說，自己是因為台灣媒體過於消極，渴望社會看見更多光明角落而來到人間社工作，雖然很累，工時超過十二小時，卻是「想做而且做該做的事」，如同杜聰全力實踐協助愛滋遺孤的夢想一樣，只不過杜聰更了不起，把愛的行為傳遞出去，讓他們學習複製愛，幫助更多病友。
曾盈潔還說，杜聰之所以要提供愛滋遺孤教育機會，在於認為他們已經沒有家庭的溫暖，如果再沒有道德教化，沒有社會關愛，他們就會是社會的負累。但是他沒有辦法把全部的孩子都救出苦海，因此崩潰，白先勇安慰他，不要貪圖拯救全世界，能夠幫到一個，對那個人來說就是生命的全部，盡自己最大力量就夠了。
杜聰關懷愛滋遺孤，不只改變現代人價值觀，也讓曾盈潔開始思考愛滋的議題；杜聰為社會公益義無反顧，間接鼓舞了她持續服務的信念；杜聰用慈悲、理性和智慧，做他雖然一文不掙卻全年無休、比以前更忙的事業，而曾盈潔也在做該做而且自己能做得到的事。
無論是關懷愛滋病友，照顧愛滋兒、遺孤，或是愛滋病友現身說法、宣導愛滋防制，他們都需要社會的認同，否則永遠有需要被關愛的弱勢存在；公益不該只由少數人去拚命，過快樂又有意義的人生，應是人們不能放棄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