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絲路在漢代稱為「蜀身毒道」，起於成都，終於印度。從成都、宜寶、昭通、赫章、曲靖、昆明、楚雄到大理的這一段稱為「五尺道」。另一條從成都、雅安、西昌、會理，越金沙江到大理的稱「靈關道」。兩道在大理會合後，越瀾滄江到保山，越怒江進入緬甸，再入印度本土。在地形上，除了成都平原、昆明、大理等較平坦外，其餘沿線都是高山峻嶺或峽谷絕壁。古人以騾馬負重，在棧道和溜索（吊橋）間行走，翻山越嶺，餐風露宿，將中國的絲綢、茶葉、瓷器輸出，同時輸入玉石、珍珠等。古人們為生活打拚奮鬥的艱辛，豈是今日拿著相機遊山玩水的遊客能體會？
劍川石寶山石窟，又稱石鐘山石窟，位於雲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劍川縣內，距木雕之鄉劍川西南二十五公里。這裡山青水秀，怪石嶙峋，三月的石寶山滿山翠松，濃蔭掩徑，遠眺石鐘山像是如來的頭部，花狀的突起物更像如來頭部的捲貝髮，或許古人就因此殊勝奇景而發願開窟。中國遊俠徐霞客亦曾到此，他在〈遊石寶山記〉就說：「石面有紋如龍鱗。」走遍中國南北的他，亦不禁訝異稱怪哉！
石鐘山石窟主要分佈在石鐘寺方圓三平方公里範圍內，計石鐘寺有八窟、獅子關三窟、沙登箐五窟，目前編號十六個窟，造像一百三十九軀；另外在石鐘岩壁尚保留一處壁畫。從造像題記考據得知，石窟的開鑿始於南詔國勸豐祐天啟十一年（八五○），止於大理國段智興盛德四年（一一七九），亦為中國晚唐，歷經五代、北宋、南宋的三百多年。
南詔、大理都崇信佛教，視佛法為精神統治力量。基於政教合一的理念，西元九世紀開始至十二世紀止，陸續在石鐘山開窟造像。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國本土，自唐代後幾乎王室不再提供資金去開佛窟，開窟工程皆由民間自覺發起。但是大理石鐘山石窟卻屬王室佛窟，從造像內容觀察可知，王室除造佛像供養三寶外，也大量雕刻先王像，作為佛窟的供養人，達到了供佛與祭祖的雙重功德。
因本石窟還未「正式」對外公開宣傳，以致於曾到此一遊者仍在少數，相關資料更形短絀。以下就現今的編號介紹幾窟，以饗有興趣者先睹為快：
第一窟：異弁尋王議政圖
位於石鐘寺後石壁上，完整地記錄了南詔國朝廷政治生活。南詔國原本受唐室扶持以禦西藏吐番王朝之侵略，但南詔日益強壯，唐室無法掌控，遂引發唐軍兩次攻伐，史稱天寶戰爭（西元七五一、七五四年），唐室大敗，從此大唐與南詔斷絕往來達四十餘年。六代王異弁尋王和唐室重修和好，向大唐進貢，舉行蒼山會盟，並接受冊封。畫面中央刻著六代王坐龍椅，頭戴蓮花大寶帽，雙手置於腹下可能是結法定印（被衣襟遮蓋），雙腳盤坐，此特異造型，似乎在強調國王在宗教上的修行與地位。王之兩側刻有侍從及持藤杖（權杖）的清平官（相爺之類），還有一位漢族清平官鄭回。國王像之前有一位童子，右手托蓮花盤，上置供養食物。整體而言，本窟應有意將國王塑造成一位「如來天子」，接受千秋萬世的香火供奉。
第四窟：華嚴三聖像
依《大方廣佛華嚴經》所云，毘盧遮那佛住於蓮花藏世界，是一切法界的代表，文殊師利菩薩、普賢菩薩為←侍，此一佛二菩薩通稱華嚴三聖；也有以釋迦牟尼佛替代毘盧遮那佛，因一位是應身佛，一位是法身佛，法理上是一體不變的。本窟雕像為五尊組，一佛二弟子二菩薩，阿難、迦葉二尊者以淺浮雕的方式刻於佛背光後。如來雙腳立地倚坐像，手結說法印，袒右肩，臉方正豐腴，雙目垂視，沉思微笑，高肉髻捲貝髮。背光雕刻完整豐富，頭光內有正面蓮瓣，外圈火焰光；身光內圈為蔓草圖案，外圈為火焰光。本如來像完全是晚唐中原的風格。倚坐像原盛行於印度笈多王朝（西元五—七世紀），經唐朝玄奘大師從印度攜回佛像樣本，在龍門石窟的敬業洞外壁印式如來，武周時代的摩崖三尊組，皆可得見。文殊騎六牙白象，有執象鉤的象奴立於一側面，象奴是印度勞動者的形相，矮胖粗獷，雙耳穿環。菩薩坐蓮台，雙手執蓮花，頭戴寶冠，圓臉微笑，臂釧瓔珞莊嚴。
第五窟：維摩詰經變相
本窟依大乘佛經《維摩詰所說經》雕刻，在金剛須彌座上開三佛龕，中間宮殿式雕刻維摩詰說法像；左右圓拱式，雕觀音、勢至二菩薩像。《維摩詰經》彰顯大乘佛教居士身分（菩薩）可以說法，突破原始佛教以比丘為主幹的弘法身分；再則以「空」、「無所得」的般若智行入世行，再破上座部對「有」的執著。
本件維摩像坐在園林中，異於敦煌壁畫中坐高床，居士的消瘦愁眉苦臉相，也有異於敦煌之富貴員外相。維摩詰居士以富豪身分，卻不染五欲，辯才無礙，他為說法度眾而示現病容，佛陀原本派十大弟子去探視，但比丘們一一推辭，最後由智慧第一的文殊菩薩前往，和維摩詰展開了大乘佛法的精采對話。文殊菩薩雕於佛龕側面，手執經書，可惜上身已損毀。另外一提，病容的維摩詰被當地人誤稱為「愁面觀音」，其實維摩詰與觀音是風牛馬不相及。
第七窟：甘露觀音
此尊觀音雙腳立地倚坐像，左手置腹前捧缽，右手上揚執柳作灑甘露狀；頭戴寶冠，冠中有化佛；身著天衣垂於座下；背後有桃形頭光及圓形身光，雕刻著蔓草與火焰光圖案。因觀音胸口有一方洞，當地人不解，稱之為「剖腹觀音」軠右上角小圖軡。仔細觀察，本窟金剛座雕有密教式型的諸多供養物，題記碑文亦出現藏文，故應屬受藏傳佛教影響的密教窟。那麼觀音胸口之洞，顯然是密教儀軌上為了「裝藏」所挖洞口，內裝七寶、經書等，歷經歲月被人盜取後徒留空洞。在看觀音兩側原有二件雕像遺跡，其雕像作品有可能同時被盜。
第十一窟：藥叉護法像
此作品人物被當地人稱為「波斯國人」。細觀此像，風化剝落，表面模糊，但依然可見深目長鼻披髮，戴頭冠，身材魁梧，裸露上身，著下裳，雙手置於胸前，向下壓著一根金剛杵。藥叉神原是印度婆羅門教中的低級神祇，乃梵天神的手下。印度珊奇佛塔以他為塔門守護神，後來逐漸演進成為執金剛力士，中國人習慣稱之為哼、哈二將，這是受到民間《封神演義》的影響。敦煌千佛洞有許多這種造型的力士像，金剛杵是無堅不摧的武器。
第十二窟：釋迦牟尼佛、彌勒佛像
此窟為當地人張氏為造福而刻，屬平民資助，造像簡單技巧拙樸。釋迦佛坐蓮花座，雙盤腳，左手在腹前結定印，右手觸地降魔印，此造型流行於密教。彌勒菩薩在武周時代被武則天運用於政治意義上，武后自稱彌勒下生，偽造《大雲經》，以宗教為奪權工具，在各地普造彌勒佛像，彌勒一改菩薩造型成為如來身。此窟彌勒佛雙腳立地倚坐，結說法印，和中原的彌勒佛同造型。
劍川石鐘山石窟位處中國西南邊陲，石窟的發現可以說為雲南的政治歷史和佛教藝術提供了以下的寶貴資料：
一、石窟啟建於南詔時代，止於大理時代，共計三百餘年；雖然自漢代開始就已經在雲南設郡，但大理始終保持著邊疆地區的地方政權，和中原若即若離。中國史上對大理所知有限，石窟中出現了三個完整的南詔第一代王、第五代王、第六代王的朝政圖，對南詔的政治生態提供了比史書更完整的資訊，值得歷史學家再三研究。
二、大理佛教發展較晚，約在八、九世紀之後，此時世界的佛教已進入密教興盛期。又大理鄰近西藏、緬甸、泰國等佛教興盛地區，自然在既有的本土信仰上加入了中國佛教、藏傳密教、南洋的密教與上座部佛教，成為獨特的大理佛教。
佛教藝術非純藝術創作，它必須符合經典法義，才能達到「像教」的教育功能。顯然地，石鐘山石窟已將大理佛教的特質，用藝術創作的方式去表達無遺。石窟內有中原唐式佛像、藏傳明王像、南洋的觀音像，充分說明大理民族的包容力和吸收外來文化藝術，以滋養壯大自我文化。
──節錄自《普門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