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十四日　星期二　晴

今天中國時報頭版的標題是：
「每九天一個孩子早逝」。

真是觸目驚心。記者林倖妃、林庭瑤的報導，去年一年，各地方政府社會局向內政部通報的受虐兒童，人數多達九千八百九十七人，等於每五十三分鐘就有一個孩子受到嚴重的虐待。而去年裡，總計有四十三個兒童死亡，有的是被虐待致死，有的是因為父母攜子女自殺而茫然犧牲了小小的生命，等於每九天就有一個孩子悲慘地早逝。

接近一萬個孩子的悲劇，在一年裡不斷發生，從冷酷的數字中展現的，是我們這個冷酷的社會。這還是呈現在表層的數字，還有那正在默默進行還沒宣揚暴露在大眾眼前的受虐兒童的人數，又該有多少？

想到這些，心就揪痛起來。

在困頓不安的家庭裡，孩子們是最容易被遷怒的對象，如果父母都不保護你疼惜你，反而加害於你，這成長的過程是多麼辛苦！隱藏在緊閉的門窗之內的悲劇，要用什麼樣的方法才能制止和改變呢？

下午出門去了一趟台中，因為考古學者魏堅教授從北京到逢甲大學講學兩個月，今天晚上，逢甲讓我們兩個人對談，題目是「關於考古──詩人和學者的對話」。

魏堅老師和我早在兩年多前就認識了，由於他的學生夏穎的介紹，我們已經通過好幾次的電話，第一次見面是在二○○四年六月上旬，在北京世紀壇的「中國古代北方草原游牧文化」的展覽會場上。

我們是在匈奴與鮮卑的青銅器前開始交談的。記得我是向他說，匈奴的青銅器風格渾厚而又素樸，到了鮮卑之時，就變得比較繁複甚至接近華美了，魏堅老師的回答讓我印象深刻，他當時是這樣說的：

「對啊！就是因為愛美，所以最後消亡了啊！」

是這樣嗎？

美，在困境之中可能是一種提昇，而在安逸之中，就可能是一種耽溺，一種沉淪嗎？

魏堅老師後來又對我說了他在內蒙古烏蘭察布盟廟子溝考古現場的種種發現，讓我聽得都入了迷了。在這新石器時代的遺址上，發掘工作從一九八五年開始，到二○○三年十月，上下兩冊厚厚的《廟子溝與大壩溝──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正式出版為止，十幾二十年的歲月，放進了多少心血！

其中關於在居住群落之間有些喪葬掩埋的情況，引人深思。好像在同一時空之內，居民大量死亡，有些墓葬還有規有矩，有些就比較零亂而草率，還有極少數的是曝露在外，根本沒有掩埋。

魏堅老師說，據學者的推測，可能是一場瘟疫，讓居民陸續死亡，初時還能好好殯葬，然後就有些力不從心，到了最後，健康的人紛紛逃離，無法逃離的患者，就只能死在野外，再也無人為他安葬了。

對當時當地的居民來說，這一場瘟疫是恐怖的災劫，但是，對幾千年後的考古學者來說，卻是非常難得的機會，可以更深入地研究新石器時代聚落之中的生活細節。
「考古」，的確是一門迷人的學問！

後來，我又追蹤著魏堅老師到了元上都遺址，他為我講解了三天，幾乎將一座華美無比的元上都在我們眼前完整呈現，我心中充滿了許多觸動，卻到今天還沒能寫出來，真是慚愧。同行的好友哈達奇，剛已經用蒙文寫了一首非常動人的詩，他在電話裡直譯給我聽的時候，我手執著聽筒，任由熱淚奔流而下，金蓮川，美麗的金蓮川，至今仍有繁花開遍，然而，所有的過往都已深埋在記憶之中了。

兩次去元上都，並不一定是為了要寫出些什麼來，然而，我依舊希望可以藉著手中的這支筆來慢慢整理出心中的種種觸動。

無論如何，能與魏堅老師在台灣相見，對我也是一種激勵。

今天晚上的對談，其實時間太短，無法深入，而且我又犯了「跑野馬」的毛病，不知道胡說到哪裡去了。（或許因為面對著的是年輕的學生，我又想要多提供一些「漢文化世界」裡的學者所不肯提供的資料吧。）

反倒是散會之後，與魏堅老師又談了一會兒，聽到一些對我來說是「新鮮」的觀念，很是興奮。

春假時，魏堅老師會到台北來，我熱烈期盼可以與他共處向他發問的時間。

晚上，逢甲原來準備了招待所，讓我過一夜再回台北，但是由於時間實在還早，我堅持開車回家。與他們道別之後，忽然想到應該去買兩盒太陽餅，於是，順著中港路直奔市區，在自由路上的店家休息之前買到了兩小盒，就心滿意足地一路開回家了。（四之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