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是個命運交響曲的開場。每個人在時代的曲折迴旋裡被捉弄、擺盪。

一九四七年，跟著抗日名將父親齊世英，從遼寧省由東北沿西南而下，二十五歲的齊邦媛到了台灣，在台大外文系任教。而四九年的風雲變色，讓她和兩百萬的外省人，只能選擇落腳台灣。

像不可逆轉的時針，大時代宿命地為許多人重寫了人生開場。

從大陸來的外省人如此，已生活在這島嶼上的台灣人，也不例外。

和齊邦媛同年出生，今年八十五歲的花蓮耆老、鄉土研究與海洋生物學家王天送，父親是日據時代的抗日團體文化協會成員。

四五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他被徵召加入日軍左營海軍學校，隨後被派往菲律賓戰線。

「美國人用自動步槍，我們只有五發的步槍子彈，用完了，日本班長還是大吼叫我們衝，」儘管略有中風，他仍努力用斷續的句子敘述那段痛苦的回憶。他吃力地模仿號角的聲音「搭，搭拉，搭……」，身旁屍體堆積如山，小喇叭前進的號角在空氣中迴盪。同一連的弟兄，只有他活著回來。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爆發。在台電工作的王天送義務擔任警備隊長，維持地方秩序，卻被誣陷而遭國民黨通緝，捉入大牢。

改變命運的一九四九

對世界而言，一九四九不是特殊的一年，但對齊邦媛和王天送，這卻是個改變命運的魔幻數字。

可貴的是，在大時代的拉扯中，他們努力在這個遠離「大陸」的島上，硬闖出自己獨特的價值與命運。

齊邦媛的父親齊世英到台後，與雷震等人籌組中國民主黨，雖因主張自由而被跟監、開除黨籍，他仍主張政黨政治。

而且，到台灣六十年來，「外省人」齊邦媛成為向世界、下一代，積極推介台灣「鄉土文學」的守護者。出任國立編譯館人文社會組主任時，她大幅修訂中學教科書，加入台灣當代文學作品。而且，她也英譯鄉土作家吳濁流、黃春明等的作品，向世界推介台灣的文學。

而曾專注研究原住民，並進行貝類、昆蟲、地質、溫泉、冷泉等田野調查的王天送，過去幾十年，義務協助花蓮縣十幾個國小，設立海洋、考古、原住民文物的「鄉土教材館」。更將自己親手製作的魚貝類海洋生物標本，田野調查所蒐集的古老文化遺物，全數贈送給學校。

日本大阪自然博物館肯定他對海洋生物的研究，特別將三種魚類及一種貝類，以他的姓氏命名。

一九四九這個魔幻數字，對王天送、齊邦媛的生命來說，是個必須當下面對的無奈。但他們都活出哲學家沙特所說：存在是命定的，本質卻是自由的。

他們承載悲歡離合、喜樂哀愁，但選擇不仇恨、不抱怨；他們在命運束縛中，珍賞身邊的自由與美好；他們在無望中，傳遞下一代希望。

六十年，一甲子，是天干地支，生命周期的轉換。站在二○○九年的此刻，回首談一九四九後的六十年，不是為了懷舊，而是為了徹底重新出發、向前瞻望。

中研院副研究員錢永祥認為，一個社會要前瞻，就得了解過去，從過去六十年走過的路，思考未來走向何處。

「再兩年是中華民國一百年，我們可以形成什麼樣的歷史與文化意識？」他質問。

創造與失去

用心翻閱一甲子，可以看見許多未曾被發現的關鍵時刻。

一九四九年，灰頭土臉輸掉中國大陸的國民黨來到台灣。在恐共的陰影下，實行了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統治，使台灣人長期有著被迫害的焦慮。

陰影，來自於有陽光。

國民黨帶來的陰影外，也帶來了三民主義與憲法、搬來故宮館藏、推動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實施徵兵制（避免軍閥割據）等。

清大中文系教授楊儒賓最近寫下「一九四九的禮讚」，指出四九年是台灣繼一六六一年鄭成功擊退荷蘭人、一八九五年日本占領台灣後，移民數量最大的一年。

這一年，台灣承接了許多中國這個大帝國的歷史意識、典章制度、文化資源，也從一個邊陲的地帶，走出黑白黯淡的默片時代。

外來，加上本土；中國，加上日本；台灣，加上美國、東南亞、原住民；這些元素，在台灣這個讓國際外交界尷尬的大悶鍋裡，調理出讓世界驚豔的人物、事物，撰寫出讓全球啞然的紀錄、典範。

每人拎個公事包衝闖世界的中小企業，就是例子。

日本東京大學教授若林正丈，從台灣戒嚴時期就研究台灣，他發現，一九五三年實施的「耕者有其田」促成中小企業的興起。當時，政府買了十六萬戶地主（占地主總戶數五九‧三％）的放租地，賣給十九萬戶佃農（占佃農總戶數六四‧一％）。瞬間，一大批台灣地主，突然轉為中小企業主，提供了一九六○年代後，台灣民間企業的經營人才。

難以借貸的中小企業，必須到處找生意、賺外匯，才能拿著信用狀抵押，向銀行借款，而形成拎著○○七皮箱全球趴趴走的景象。

（二之一）

（本文轉載自天下雜誌《超越60》特刊，專輯網站http://www.cw.com.tw/issue/cw1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