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總統因在台北市長任內的特別費案，被依貪汙罪起訴，獲判無罪後，認為起訴的檢察官侯寬仁製作不實筆錄，控告偽造文書，侯獲不起訴，高檢署也駁回馬的再議聲請，馬改向台北地院聲請「交付審判」救濟。

總統「三告」檢察官，輿論看法分歧，有些人以「從情理來看」、「事過境遷」、「浪費司法資源」、「已貴為總統」等理由，傾向馬總統對本案應該到此為止；也有些人認為就算告贏，也是「格局太小」。

綠營則抨擊「千刀萬刀追殺」，贏了沒裡子，輸了沒面子，馬英九不必堅持要告，才有「總統的高度」。

不過，這是從政治或權力的「高度」思考司法問題，沒有想建立「司法就是讓人民安心」的「高度」。這是大是大非的問題，法院已認定侯寬仁的筆錄記載不實，但檢察體系至今未對侯寬仁作處分，如果這能用「以和為貴」、「不再追殺」做政治了結，除了留下更多的公正疑慮，恐怕更證明司法是政治的工具罷了。

司法人員掌握人民所賦予的權力，應該要有鐵面無私、公正無誤的使命及堅持，不能依自己的政治立場、利益而有所偏執，也不能因個人的疏失而影響人民的權益。

為了導正司法人員濫揮司法寶劍的態度，匡正輕忽辦案文化，馬總統對侯寬仁聲請交付法院審判，不只是要爭取清白，更是因為這樣的偵查方式不可取。

從陳瑞仁對陳水扁國務機要費的偵辦態度、侯寬仁對馬英九特別費案的刻意，周占春對扁案的審理，都散發讓人民懷疑的偏執氣息，所以，馬英九的律師宋耀明說得很對，「檢察官偵查筆錄的記載有無不實，是司法改革的重要議題，希望藉此讓檢察體系能夠反省改革」。

從「總統高度」的另一個角度來看，堅持司法正義、推動司法改革，總統可從本身個案做起，這不是個人利益，而是為千萬人的權利，因為檢察官濫訴很可能發生在每個人身上，絕對不是小事，是司法正義與原則問題，而且也在警惕檢察官。

鐘宇章（基隆市／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