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帝王時代，漁樵是百業中成本最為低廉的行業。因此，古代那些懷才不遇的奇能異士，往往由於阮囊差澀而成為一竿在手的釣者。其實他們未必樂於此道，而是為了餬口，不得已而為之。

呂望因釣而仕   嚴光以釣為隱
自西周以降，中國歷史上曾經出現過不少出類拔萃的釣者。其中最為人津津樂道的奇釣之士，莫過於西周的呂望與東漢的嚴光。此二人都是典型的飽學之士，他們之所以成為釣者，乃時勢使然。

呂望因釣而仕，嚴光以釣為隱。他們的「仕」與「隱」，分別象徵中國知識分子所嚮往的「道之行」，與他們所堅持的「道之尊」。

 「道之行」與「道之尊」乃攸關新局開拓之成敗，與社會風氣之消長，故進退之間，有心之士，不可不慎。由於呂望與嚴光這兩位劃時代的偉人，慧識絕倫，他們都正確地掌握了時代的脈絡，進退的分際，因而前者立千秋之業，後者則揚萬世之名。

除了呂望與嚴光，中國歷史上另一位奇釣者，無疑就是天河釣叟。所不同的是，天河釣叟所要釣取的，不是「名」，亦非「祿」，而是「壽」。

嘉靖迷信方士   自封天河釣叟
天河釣叟，乃明朝第十一任皇帝明世宗朱厚熜自封的別號。明正德十六年，明武宗朱厚照英年早逝，膝下乏嗣。年方十五的興獻王朱厚熜，以外藩入奉大統，改元嘉靖。總計嘉靖皇帝在位，長達四十五年，享國之久，在朱明王朝中，僅次于其嫡孫神宗朱翊鈞。

綜觀明世宗四十五年的「政績」，一言以蔽之，「半似商紂半秦皇」。他沒有紂王始皇的幹略，可是殘殺忠良，較之紂王，毫不遜色；迷信方士較之始皇，也不遑多讓。在他的心中，念茲在茲的，不是宗廟社稷，更不是黎民百姓，而是他個人的年壽。尤其到了晚年，他索性拒見朝臣，甚至嬪妃皇子也不例外。他日夜只周旋於太監與方士之間，設譙壇，煉丹藥，耗費舉國之財力，其目的無他，只不過為了祈求延年益壽，長生不老而已。

可能經由方士慫恿，明世宗居然自封為天河釣叟。他大概認為有了仙人之稱號，或者可享仙人之壽。欣喜之餘，他立刻下詔命朝臣獻詩誌慶。

文武百官逢迎　賦詩作對應制
為了迎合皇帝的口味，滿朝文武無不搜盡枯腸，絞盡腦汁，賦詩作對，以博取主子的歡心。

世宗面對琳琅滿目的應制詩，一一翻閱，喜不自勝。其中最令他擊節稱嘆的，則是曾經官拜翰林學士的李春芳的七律。

李春芳是嘉靖二十六年殿試榜首，與張居正、楊繼盛為同榜進士。李春芳才思敏捷，為人恭慎，頗得世宗皇帝之眷顧，同僚之敬重。其詩云：「虹竿百尺倚橫流，獨泛仙槎犯斗牛。光拱眾星為玉餌，象垂新月作銀鉤。撇開煙水三千丈，坐老乾坤億萬秋。相遇玉皇如有問，絲綸今屬大明收。」

以長虹為釣竿，眾星為釣餌，新月為釣鉤，星河為釣場，真可謂是才子之巧思，宰相之吐屬，不愧為狀元之才。但李春芳妙筆之下所刻畫的天河釣叟，顯然是一位不食人間煙火、逍遙星河煙水之間的不老神仙，荒誕狂悖如明世宗者，又有何德足以當之？

不問蒼生疾苦　只問鬼神求壽
生於帝王之家明世宗，自少便涉獵經史，可是其所作所為，始終偏離君道。想當年大學士梁儲暨禮部尚書毛澄等大臣，不遠千里迢迢到湖北安陸興獻王府，恭迎他入京繼位，年輕的嗣皇沿途受到千千萬萬子民的歡呼膜拜。又當他入內宮拜謁親祖母壽安皇太后時，雙目失明的皇太后欣喜萬分，以雙手撫摩嫡孫，自頂至踵，邊摩邊笑，歡笑之聲不絕於耳。嗣君心中當然明白，上自皇太后，下迄庶民百姓，無不期盼他能勵行仁政，開創新局，成為堯舜之王。

不幸的是，冥頑不靈的嗣君，終其一生，只寵信佞臣與方士，成為大明王朝第一位二十多年不早朝的昏君庸主。

深居大內的明世宗，「不問蒼生，只問鬼神」長達十年之久，竟毫無羞慚之心。他幾乎渾然不知，其時四海困窮，百姓陷於水深火熱之中久矣。即使方士法術果真奏效，使他脫胎換骨，成為天河釣叟一樣的不老神仙，那麼，嘉靖將成為大明王朝最後的年號，乃愚賢所共知也！

呂望、嚴光和明世宗，因目標互異而成為不同類型的奇釣者。諷刺的是，呂望和嚴光以低廉的成本，分別釣取了厚爵和清譽，反之，明世宗耗費了無以數計的財力，釣取的卻是揮之不去的夢魘。嘉靖四十五年冬，纏綿病榻的明世宗，在其臨終前夕，終於恍然明白，祈福求壽，捨正道而不由，到頭來不僅折損自己的年壽，也動搖了大明王國的國本。明世宗在其彌留之際，似乎稍稍體悟到「仁者壽」的境界與意涵，可惜為時已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