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筆人：馮建三 政大新聞系教授

大學之道，在於善盡社會責任，亦即確認我們的獨特議題，進而敘述、分析與求解。

怎麼確認？就從「台灣（中華民國）是已開發國家」這個命題說起。 如果是，我們至少有兩項議題，其他已開發國家所無，以致獨特：「稅與傳媒」。

在已開發國家或地區當中，台灣稅收占國民生產總額的比例最低，居然比起經濟自由度過高、取稅業已不足的香港及新加坡，還要略少。假使我們的稅收僅與香江、獅城相同，政府一年多1至3000億可使。

由於偏低，我們必須忍受低福利。比如，《報導者》最新的專題說，「看似低廉的健保醫療底下，其實有著龐大的看護費用及請假陪病成本……無人可免」。又如，沒有國防預算的香港，社工員額在去年（2017）是1萬4746人，人口3倍於港的台灣不及其半（7099人）； 監察委員指負責食品衛生的員額，「香港優於我國17.7倍」； 我們每位消防員得服務1679人，香港與新加坡是700與925人。《聯合報》說，台灣約有153萬人情緒受困擾，一成曾自殺，但我們一位關懷員得追蹤222企圖自殺者（已開發國家約20到30位），致使防治自殺的工作「跛腳」。 更傷痛的是，由於低福利，〈父殺腦麻兒，母：我們求助無門〉類型的事件， 反覆發生；低稅低福利，使得我們眼不見為淨、裝聾作啞，久而久之，變相成為不以為意地殘忍嗎？

台灣真是全球最低稅而有這些不豫之事嗎？國人及政府視若無睹嗎？若是，是什麼原因？何以中央研究院4年多前提出建議書，慷慨指陳台灣沿用了〈不合國際潮流的稅制，應全盤改革〉未能得到有效的回響？

我們從1990年代中葉起，就有數量冠居全球的24小時新聞頻道。20多年來，由於量多，製作新聞的資源稀釋，工作條件低疲，對於什麼是有益社會的電視新聞，無所期待的記者與觀眾日多，原本應當可以做為華人表率的民主政治，因為諸如此類的傳媒現象而讓我們若還敢於自豪，不免是以浮誇作為壯膽之資，或竟然是自欺卻未必欺得了他人。

我們空有亞洲最多的新聞自由，但無法完全引以為傲，原因多端，但與傳播政策長期缺位不能無關，甚至是最大關係？近日文化部提出有史以來最有新意的傳媒政策，但其擴大公共服務傳媒的幅度相較於歐加日韓澳，差距還是遙遠卻仍無法得到普遍的支持，原因何在？

2003年以來，大學排名的戲局不斷，至今未歇。但眾所周知，美國排名最前，但其不完全民主的選舉制度羽翼了川普，經濟不平等遠高於歐洲、醫療耗用資源高過歐洲近三分之一卻有數千萬國民未能得到照顧。社會合理度在已開發國家中最低，大學排名第一，值得他國學習嗎？

不知是否在類似的認知下，3年多前，我們當時的科技部長徐爵民說，〈大學爭世界排名，科技部長：沒意義〉。有多少人認同這個意見，調查才能知曉；但近年來科技部與教育部也強調社會責任，那麼，認同大學排名沒意義的大學（人），若能彼此結盟，分進合擊而將稅與傳媒（還有更多）議題，界定為獨特或重要且必須尋求改善，則善盡社會責任已在其中，本來格局不大、彼此哄抬或自吹自擂、或只是炫耀性誇示的大學排名，至此也就遭遇強勁對手，不再主宰大學的定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