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與《孟子》是儒家奠定理論基礎，以及思想主軸的兩部經典。對於《論》、《孟》的討論，常見的說法，是後者承繼前者的觀點，進而在論理、體系、概念上，補充了更豐富的論述。例如，《論語》中孔子多言「仁」，並且相當明確地以「仁」做為等同聖人境界體現的概念，而「義」在《論語》中則被視為形式的準則，像是合理與否、正當與否的判斷標準；發展到了《孟子》，「義」的價值，從「四端之心」並列，以及「仁義」常合用的情況，似乎被提升到與「仁」相等的地位。

這樣對於《論》、《孟》的解讀，當然是就著其一貫的思路而加以分析，並且以其義理的內在連結，做為貫通的依據。然而，除了藉由概念的運用與闡發，或許還能從不同的角度切入，通達地看出《論》、《孟》在修學各方面的教導，是有其主軸可資依循的。就此而論，從儒家一貫的道德修養之道入手，即可除了概念的分析之外，就著《論》、《孟》的義理，再尋繹出一條清晰的理路。

先就《論語‧里仁》來說，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說明君子走在道德修養的道路上，在行為上已有所注重，甚至具備相當程度的道德標準，使得立身處世皆能依照最適切的準則。與君子形成強烈對比的，正是在關於道德的各方面皆有所缺陷的小人，或重利，或同流合汙，或趨炎附勢，在在皆與道德修養的道路背道而馳。

《孟子》中對於君子與小人的分辨判斷當然也不遺餘力，但除此之外更值得注意的，是孟子與各家的論辯，標示出儒家有別於其他家學說之處。

像是與農家之辯，直指儒家重視德行教化的工作，而不將生活的重心，全然用在關懷種植穀物這一類物質的層面（詳見《孟子‧滕文公上》）；與告子的仁義內外之辯，姑且不落入頗具爭議的「本善」或「向善」之說，但孟子對於自動自發地將道德的行為表現出來，是毫無疑慮的（詳見《孟子‧告子上》）。

從這樣的分析，即可看出《論》、《孟》中運用的概念，實踐的主軸，以及論述的焦點，皆是相當明確地環繞在道德修養之道上，此亦即儒家一貫的修學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