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院賦改會日前討論遺產稅及贈與稅，引發強烈爭議，連應否開放媒體全程報導，都出現針鋒相對的情況。遺贈稅究應如何改革，賦改會何去何從，都令民眾關切。

遺贈稅的爭議，社會團體認為遺贈稅有平均財富的意義，不能輕言調降。財稅學者認為遺贈稅的改革必須兼顧社會公平與競爭力，稅率可以調降至百分之三十左右，且還需兼顧稅收損失和彌補社會公平的「配套措施」；但工商界和政府則認為必須調降至百分之十，才能抵銷資金移往海外的避稅成本，才能吸引資金回流。

經過多年的爭辯，各界已經有清楚的共識。例如，遺產稅不但沒有重複課稅，甚至還有些稅基從所得稅開始就漏掉了，例如在所得稅階段就有很多租稅減免優惠，包括證券交易所得免稅，土地增值稅稅基太低、政策減免等，因此，遺產稅和贈與稅是彌補所得稅缺失的「輔助稅」。另一方面，遺產稅也不是暴斃稅，因為針對英年早逝的一家之主扶養親屬的扣除額，高達三千多萬，可以免於被課徵遺產稅。事實上，遺產稅一年申報的九萬件中，被課徵的件數不過五千件，約九成的遺產稅稅收來自於最富有的階層。

遺產稅的改革應先從檢討免稅額、扣除額開始，以免課稅傷及納稅能力較低的民眾，產生「暴斃稅」的可能。

如果適度提高免稅或扣除額，可以減少件數最多高達七成，明顯降低稽徵成本，卻僅損失不到百分之十的稅收，可說是效益最大的改革，各界對於這方面已有共識。

至於最高稅率級距應降至何水準，這就要看有何依據而定。從長遠角度而言，應從租稅公平與稅收損失、國際競爭力等面向綜合考量。但由於主張百分之十稅率者一直沒有提出可靠的數據佐證，而逕以香港、新加坡來作比較對象，也不是立於相同基礎，稅收損失巨大，尤其減稅的利益集中在最富有的階層，對社會公平的衝擊大，卻又不願接受所得稅稅基擴大的配套條件，也就很難獲得多數的認同。

在影響國際競爭力的指標中，租稅是排名在後面的因素。僅以遺產稅單一稅目就要認定影響競爭力，似嫌牽強。

比較可靠的指標應是「租稅負擔率」，也就是全國稅收占國內生產毛額的比重，我國低於百分之十四，和新加坡相當，已是輕徭薄賦國家。如果只將目標對焦在遺產稅，反而忘了所得稅改革的重要性。

因此，我們建議工商界趕快提出強有力的佐證資料，與減少傷害社會公平、稅收損失衝擊的配套措施，才能爭取支持。可行的辦法是降低稅率一兩年後，再根據資金回流、產業競爭力、稅收變動等資料，決定下一步。如果稅收沒有增加、資金沒有回流，證明減稅未必出現正面效果，則應考慮回復原狀；反之，如果資金回流和稅收都增加，則進一步調降稅率即應接受。

一切稅制的改革都應兼顧社會公平和競爭力，達成最有利於國計民生的稅改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