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出谷司馬

在之前的專欄裡，我們曾經介紹過關於中國大陸西南民族的族群邊界。無論是羌族「周倉揹石塞雁門」的故事，或是苗族相信自己被彝族、漢族聯手欺騙掠奪土地的歷史記憶，在在告訴我們，族群跟族群之間是有界線的。這個界線，不但象徵著區域的劃分，同時也反映出人我之間的不同。

但是，當近代國家概念漸漸形成後，這個界線常常不是由各民族自己決定的，而是更高的「政府」彼此之間協商的結果。所以有的時候，同一個「民族」，卻在協商之下硬被分為兩個「國族」。而這種情況，在今天的中緬邊界上格外明顯。

事實上，在中緬邊界出現以前，住在這裡的西南民族並沒有「中國」與「緬甸」的區分，畢竟這條「國界」也只有一百多年的歷史。十九世紀以前，今天中緬邊界兩側的景頗族、傈僳族、佤族或是撣族人，並沒有「我是中國人」或「我是緬甸人」的觀念；對他們來說，比國家更重要的是自己的村寨、部族與地方頭人。

因為所謂的國界，並不是實際畫在那邊的一條線，也不是像萬里長城那樣的一道牆，在地形崎嶇的西南，常常只用一塊碑就劃定了兩個國家的界線。而對住在那裡的人來說，日常遊走於兩國之間，並沒有太大的困難與限制，甚至可以說，界碑的兩側都是他們的生活空間。界碑往哪邊移動個幾公分、幾公尺，甚至是幾公里，對他們來說也沒有那麼重要。

清代以前，西南地區許多民族雖然承認歸屬中原王朝管轄，但實際的治理方式，並不是由皇帝直接指派官員；而是透過各地的王朝代理人，也就是當地部族的實力派首領，經過朝廷的認可來管理那片領地。

所以在西南邊疆，真正重要的反倒不是國界，而是我們現在到底歸哪一位土司管轄。正因如此，位於中緬邊界上的景頗族，近代以後，在中國大陸境內被稱為「景頗」，但是在國界的另一側，緬甸政府則稱他們為「克欽」；清代稱為「擺夷」、今天稱為「傣」的族群，在緬甸就成了「撣族」。

今天住在雲南邊境的人，只要翻過一座山去拜訪親戚，或是跨過一道嶺去結婚，乃至於貿易、狩獵、放牧，都可能就算「出國」跟「回國」。因此，對於使用相同語言、遵循相同習俗，甚至祭拜共同祖先的邊疆民族來說，國界對他們並沒有太大的意義。

至少在近代國家意識增強以前，「我是哪個寨子」往往比「我是哪一國人」更重要，因為對西南民族來說，「國家」這個概念其實是不存在的；而對於中原王朝而言，只要按時納貢、定期來朝，不要動不動「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都可以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大原則下，彼此相互尊重，運作愉快。

這種情況，正是近代以前西南邊疆最特殊之處。國家的力量雖然存在，但可能僅達到王朝所敕封的「土司」，至於土司以下的每一個村寨，其實並不存在所謂的「國家認同」問題。

然而，當英國開始在緬甸進行殖民統治後，國家認同的議題以及國界的樣貌，就漸漸清晰了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