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很難對情人和自己說明白，究竟為了什麼而愛？於是明代湯顯祖在《牡丹亭記題詞》裡說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我們也無需在情關之前灰心喪志，以為夢中情人終究只是理想化的典型，其實「夢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豈少夢中之人耶？」

明代文人正視個人情慾的自然流露，也強調創作過程是個人真實感受的宣洩。正如米蘭．昆德拉在《小說的藝術》中所說：「人之所以為『個人』，是在於他對真理的認定，不一定和別人一致。」個別性的差異表現於文學，使作品新巧多變。因為所有的句式與用字，皆來自個人感情的淋漓抒發，其思想與集體意識背道而馳，於是他人讀來只覺具有強烈的個性化作風。

李漁在《閑情偶記．詞曲部》裡進一步指出：「『纖巧』二字，行文之大忌也，而獨不戒於傳奇一種。」這裡明白點出傳奇戲文的創作論背後直指人情之欲。從前在八股、禮教重重壓抑下的情感，終於以明代文人思維的利劍，畫開了一道明亮的出口，使讀者在黑暗裡瞥見了「人」的光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