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楊慧莉

多年前，本版面曾報導過巴基斯坦少女馬拉拉的故事。當時，她因爭取女性受教權遭塔利班激進分子恐怖槍擊，引起世界震驚和高度關注。如今，她從一名少女蛻變成一名少婦，不變的是她仍持續爭取女權。只是，她發現改變之路顛簸，卻也愈挫愈勇，並找到勇往直前的做法和動力……

心路歷程
從希望、幻滅到覺醒

馬拉拉‧尤沙夫賽（Malala Yousafzai, 1997-）以爭取女權和女性受教權見稱，是史上最年輕的諾貝爾獎得主。由於深受父親啟發，她很早就有人權意識。十一歲，便在公眾場合發表她對受教權的主張，並且匿名為BBC寫網誌，報導塔利班政權下的人民生活。諸多反抗塔利班的行徑給自己帶來殺身之禍。十五歲時，她遭槍擊，所幸大難不死，被送往英國救治。

在英國康復後，馬拉拉於二○一三年成立「馬拉拉基金會」（the Malala Fund）持續其女性受教權的倡議。一年後，她十七歲，因其不凡的社會貢獻，獲頒諾貝爾和平獎。二○二○年，馬拉拉畢業於牛津大學。隔年，她升格人妻，嫁給巴基斯坦板球總會訓練中心的總經理阿賽爾‧馬利克（Asser Malik）。

去年，馬拉拉出版回憶錄《尋找我的路》（Finding My Way）。而今，她仍持續推動女性教育，並投資女性運動。

有事找領導就好？

十多年來，馬拉拉堅守女性受教權的主張，並結合企業的力量，已資助許多女童上學，發揮極大影響力。不過，她也坦言，這一路走來並不容易；最重要的是，因其不易，她在心境上歷經重大轉變，並從中領悟出改變世界的務實做法。日前，她上公益平台，分享這段心路歷程和收穫。

「小時候，我以為改善這個世界很簡單。只要跟掌權者說說哪裡出問題，他們就會搞定。」馬拉拉自述兒時的想法。如今長大成人，她明白自己當時好天真，但對一個九歲、十歲的孩童來說，她的想法也很合理。

馬拉拉當時住在巴基斯坦遙遠的山邊，離在首都上班的巴基斯坦總理有一百英里之遠。她當時覺得，如果總理看不到遭垃圾汙染的河流、破舊的校車或設備落後的醫院，合情合理；而她只要讓領導人注意到這些問題，所有問題就能迎刃而解。

改變世界談何容易

十一歲時，馬拉拉自認遭遇生平最大、最要命的問題：塔利班占領家鄉，並頒布不准女孩上學的法令。她很清楚自己未受教育的人生走向：青少年時就結婚，二十歲就生出兩、三個孩子，這代表對未來再也沒有其他選擇，也無法掌控。如果她想引起人們對女性受教問題的重視，就是此時此刻了。

於是，馬拉拉決定成為一名社會運動人士。她接受抗議活動上的採訪、在電視上暢談想法、幫BBC寫部落格，也出現在《紐約時報》紀錄片裡。其所為就是為了聯繫上巴國領導們，請求他們的協助。但沒想到的是，她的行徑觸怒了塔利班政權，導致十五歲時遭到槍手近距離襲擊。

所幸，馬拉拉靠著許多醫師的醫療協助和眾多人的祈福，存活了下來。全球數百萬人聽說了她的故事。不只如此，「全世界的總統和總理都想接見我，我最後置身於做決策的場所，終於可以讓人注意到我們這群沒有機會受教育的女孩子了。」馬拉拉回憶自己大難不死後的一點幸運。

而也就在此時，她明白改變世界沒那麼簡單，不是指出問題就好，「你必須為每項政策調整和預算增加據理力爭，可能還要爭取大眾支持，人數愈多愈好。而且為了向前跨出一步，得經年累月地去爭取。」

進步信念瞬間粉碎

接著，馬拉拉開始相信改變是緩慢但穩定、循序漸進，也感謝改變勢在必行。她與父親一起創立的基金會埋下了希望，讓人充滿樂觀。她相信人們會做出正確的事，信任領導們說要關心、改善人民的生活，不是隨口說說，即便時間上無法如其所願，需要更長的時間。

然而，就在某一天，馬拉拉的進步信念碎成一片。二○二一年八月，她在醫院，剛動完襲擊後修復顏面神經麻痺的最後一次手術。她拿起手機，看到塔利班占領阿富汗，很錯愕。一時之間，震驚、恐懼、憤怒襲上心頭。她感嘆，「我還能繼續相信情況會好轉嗎？」「當國家領導把一整個國家都交給用槍對準我腦袋、扣下扳機的人時，有誰還會相信這些領導對女孩教育權的承諾？」

之後，馬拉拉從術後恢復室打電話給所認識的阿富汗婦運團體。她們也嚇壞了。電視上，專家們和政客們在說，塔利班政權已經改變了，「新版的塔利班政權不會禁止女孩上學，也不會壓迫婦女。」與馬拉拉在電話中交談的阿富汗婦女根本不信，而馬拉拉認為她們是對的。

永不放棄
三種做法讓改變持續

今天，在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權全面禁止女孩接受六年級以上的教育；如違反，則視同犯罪。五年前，阿富汗有許多婦女當醫師、工程師和藝術家，以及從政，但現在都不准上大學或從事任何職業了。如果有婦女在公眾場合發表言論，也是一種犯罪行為。但有哪些事不算犯罪呢？

失落中仍想方設法

「今年（二○二六），頒布了一項『男性毆打妻女是合法』的法令。塔利班藉此強制推行一套隔離和壓迫制度，形同對數百萬的婦女和女孩採取性別隔離政策。」馬拉拉說。

多年來，她以為自己的人生目的就是幫女孩們爭取受教權。阿富汗事件後，她發現那個藏在十一歲社運人士體內的樂觀不見了。但她無法一走了之，因為她很清楚阿富汗女孩的遭遇。當她看見小女孩站在深鎖的校門外的照片後，就無法不想到她們。

馬拉拉知道今天我們有很多人也感到不知所措和失落，總覺得阻礙太大，無能為力解決問題。但，她表示，「我在過去幾年也學到很多，可以跟大家分享如何在失去希望時持續為改變而戰。」

多管齊下扭轉頹勢

首先，必須從某事著手。舉例而言，當馬拉拉無法扭轉阿富汗遭塔利班占領的災難時，她知道自己必須走下病榻，想辦法協助。她從支持地下學校著手，因為阿富汗女孩沒放棄學習，即便這代表她們要冒著生命危險。

今天，整個阿富汗的女孩們都在聽廣播課程，悄悄地把卡帶和書本傳遞給彼此，努力偷偷地繼續學習。這離她們該受的正規教育還有一大段距離，但馬拉拉認為，至少是一個好的起點。

馬拉拉學到的第二件事情是，跟其他人合作是很重要的。她也因此接觸到先前意想不到的領域，如電影業和足球界。她製作了兩部阿富汗電影：《麵包與玫瑰》（Bread and Roses）與《黃金谷的冠軍》（Champions of the Golden Valley），講述阿富汗男女反抗塔利班壓迫的故事。而阿富汗女子國家足球隊被迫流亡海外，她們發起活動，要促使國際足聯允許她們參賽。馬拉拉加入她們的倡議活動。

馬拉拉表示，「塔利班想剝奪女性的公眾生活，我就是不想讓他們得逞。因此，我抓住每個機會讓阿富汗婦女能暢所欲言、唱歌、踢足球及挺身捍衛自身權利。因為我認識一些藝術家和運動家，他們可協助這個世界正視這些遭遇危機的婦女和女孩，並向世界傳達『眾生平等』的信念。」

持續抗爭才有希望

此外，馬拉拉還學到一課：保持雄心壯志。她知道在輸掉一場戰役後，還要設立高標，聽起來有點蠢，但「挑戰愈艱鉅，行事作風就必須愈大膽」。

她認為，阿富汗所發生的事對我們所有人來說是個警訊，因為塔利班虐待女性並非始於二○二一年，「十年前，他們就在巴基斯坦企圖讓我閉嘴，而在我出生前，他們就在阿富汗的部分地區阻止女孩上學。」

由於沒有對抗性別隔離的國際法，也無法讓加害者和其支持者負起責任，阿富汗婦女發起活動，要把塔利班的暴行列入聯合國的危害人類罪條約中。馬拉拉也加入聲援此活動，以確保改善各處婦女和女孩的權益。

她表示，這是一個很大的目標，要花很多年才能看到塔利班被繩之以法，而她會持續抗爭，讓他們的罪行不再殃及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下一代女孩。

當她想到十一歲的自己時，希望當時的她能以今日的她為榮，且知道改變雖然非她所想的那麼簡單，但長大後的她不會放棄。事實是，對於如何改善這個世界，她沒有所有的答案，也不相信誰會有。如果她有從這些年的社運投入中學到什麼，那就是，進步從來都沒有任何保證，不是哪個演講、哪個故事、某個時刻或某個人就能改變歷史的軌跡。但她相信，「只要我們從某件事著手，一起合作、保持雄心壯志，『希望』就不會再是我們等著感受的一件事，而是變成我們所創造出來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