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如意

漢朝建立後，首要課題是如何使帝國內部維持穩定。漢高祖劉邦為安撫功臣與宗室，採取分封制度；而在呂后時期，逐步剪除異姓諸王，轉而大封劉氏宗室子弟，卻使同姓諸侯勢力日益坐大，逐漸形成中央難以控制的局面。

在此背景下，漢代有識之士開始意識到「宗室過強」的隱憂。漢文帝時期的賈誼，以及漢景帝時期的晁錯，雖身處不同年代，卻不約而同地對諸侯勢力膨脹感到憂慮，並先後提出削弱藩王、強化中央集權的主張。

賈誼在〈治安策〉中指出，劉氏諸侯「雖名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名義上是臣子，卻能在封國內自行赦罪、封爵，統治權威在自身領地內幾乎等同於漢天子。賈誼以「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比喻，警告中央表面安穩，實則危機潛伏，一旦火勢燃起，將難以收拾。他認為封國越大、實力越強，愈容易反叛，認為必須「眾建諸侯少其力」，分散土地與軍事力量，削弱諸侯實權。

然而，其建言未能引起漢文帝重視，削藩問題因而被暫時擱置。

至漢景帝即位後，晁錯提出更直接且具衝突性的改革方案。他指出，若不削藩，則「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皇權將逐漸被架空。晁錯主張以諸侯過失為名，依法削去其所領郡縣，透過法律手段縮小諸侯的統治範圍，使其逐步喪失實質權力。

削藩政策觸動諸侯的利益，最終引發「七國之亂」。諸侯以「誅晁錯」為名發兵，將矛頭指向晁錯，實際上也對漢景帝施壓。最終，景帝決定處死晁錯。《漢書‧晁錯傳》僅簡要記載其處刑經過，並未詳述景帝內心的權衡。

若從「不得已」的角度來看，景帝當時承受極大壓力。七國勢力龐大，兵力遠勝中央，而晁錯是削藩政策的象徵人物，若不先處理晁錯，叛亂恐進一步擴大，甚至直接威脅皇權。

此外，景帝即位不久，政治基礎來自列侯，若無視其立場，政權穩定性亦可能動搖。再加上袁盎等大臣主張「斬錯則兵可不戰而罷」，即便袁盎與晁錯素有舊怨，可能夾帶私人情緒與政治算計，仍在當時形成難以忽視的輿論壓力。

景帝的決策，也許包含理性的策略考量。犧牲晁錯，有助於切斷諸侯起兵的名義，使中央得以站在「平亂」的正當位置。此外，晁錯削藩手段過於激進，將中央推向高風險局面，處死晁錯，可使景帝重新掌握改革，改以較溫和的方式削藩。景帝所言「吾不愛一人謝天下」，更塑造了為大局著想的天子形象，為後續整頓諸侯鋪路。

漢景帝誅殺晁錯，是多重因素交織下的結果。他在壓力下必須先做出回應，而後化為策略，暫時穩定局勢，也重新掌握削藩主導權。由此可見，景帝殺晁錯是在政治危機中權衡利害後的結果，並非點頭答應這麼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