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出谷司馬

為了便於郵件傳達，郵務當局接受了傳教士的申請，同意在貴州西北的石門坎教會設立郵政代辦所，並且在一九一○年的八月正式營運。經過了幾年的運作，到了一九一七年，赫章的葛布教會也設立了郵政代辦所，可惜的是，之前與柏格理聯名提出申請的中國內地會傳教士黨居仁已經過世，改由接任者裴忠謙負責營運。

這兩個代辦所之所以特別，因為它們是當時極少數以教會為名的郵政代辦所。也就是說，教會不只是宗教空間與教育場所，它在制度上被納入郵政運作的一部分，成為郵務通路的節點，使得這兩個教會所在的村寨不再是資訊貧瘠的地區，相反地，它們成了郵件必經之地。

縱然一開始是為了教會的需求，但是當郵政代辦所設立之後，反倒一併造福了這條郵務路線上的人民。

這條郵務路線的兩頭，分別是當時較為重要的兩大城市：畢節和昭通。從東邊的畢節往西走，依序會經過野馬川、水塘、葛布教會、大杉、陸家營、石門坎教會，最終抵達昭通。

這些地點不僅僅只是一串地名而已，它們反映出來的是郵務傳送從「偶然」走向「常規」：過去要靠人「順路傳遞」來收發訊息，現在則是有明確的串聯點，郵件走到哪裡交接、在哪裡收發，都有依據。對當時交通不便的山區來說，這種「可靠的固定路線」，在當時是一項巨大的轉變。

郵政代辦所能夠順利運作，其實也需要歸功於在代辦所裡服務的兼職人員。這兩間教會的郵政代辦所，大多由教會學校的老師或教務人員兼任郵政業務，並由貴州郵政總局支付薪水。對於領取微薄薪資的教務人員來說，確實也是一筆不錯的業外收入。

依據時人回憶，因為兼職人員很看重這份得來不易的收入，對於郵務工作都相當盡責。一旦受聘為代辦所人員就會盡心盡力，甚至可以說從來沒有出現過差錯，也因此深得貴州省郵政總局的信任。

代辦所設立之後，最直接的效果，就是大大方便了兩間教會與外界的郵務往來；更深一層的影響則是，藉此開啟了山間村寨與外界的訊息往來通路，伴隨著教會刊物的傳布以及教學教材的傳遞，讓貴州西北地區的文化發展與現代化進程獲得很大的助益。

隨著石門坎與葛布教會的傳教工作陸續獲得國外差傳機構的重視，聲名大噪，後來，外國的機構只要在信封上寫著「中國‧上海‧葛布」或是「中國‧上海‧石門坎」，就可以將信件與物資直接寄達這兩間教會。

試想，在那個還沒有郵遞區號編碼的年代，既沒有方便的快遞通運，也沒有便利的電子郵件信箱。山區的郵政代辦所設立後，一般民眾與國外傳教機構只要有寫地址，信就一定能送到，山裡的教會不再是一個模糊的遠方，而是能被郵政系統精準定位的地點。

無怪乎，當時貴州西北在中國西南地區的文化與識字率極高，郵政代辦所與教會的努力確實功不可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