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洪淇華

那時候，時間是一張棉紙，指腹翻頁，摩娑出幸福的毛邊……

我書架的最底層，並排立著幾冊《年度小說選》，淡黃的書脊已褪成古銅色。隨手抽出一本，七十六年度的，翻開便是那股熟悉的、屬於舊紙與時光沉澱下來的氣味，不揚塵，只是靜。雙色印刷的書封，排列著綠色的頭像：黃春明、李潼、西西……。

黃春明今年高壽九十，是幸運，也是不幸，因為他必須走入一個卡夫卡式變形的時代。十四年前大師到南台灣演講，有人高舉「台灣作家不用台灣語文、卻用中國語創作，可恥」的大海報抗議（而海報上也有簡體字）。大師憤怒，只能讓情情緒說話，因此被告，像一隻碩大，被二十一世紀丟擲吃剩果核的甲蟲。老人前後三次，恓恓惶惶，從宜蘭趕到台南開庭，最後一審依公然侮辱罪，判罰款一萬，緩刑二年。

從此，大師有了前科。如同余秋雨在〈蘇東坡突圍〉中的痛心疾首：小人牽著大師，大師牽著歷史。小人順手把繩索重重一抖，於是大師和歷史全都成了罪孽的化身。

記得高中時，讀大師《看海的日子》，讀到白梅帶著孩子來到南方澳，告訴孩子他父親的故事：「看哪！孩子，那就是海啊！海水是鹹的哪！那裡面養著很多很多的魚……對了！你爸爸就是一個很勇敢的討海人……我的乖孩子，你要做一個了不起的人。」那一刻，心口像被一隻溫熱的手輕輕按了一下，那觸感久久不散，那是一種極其精微的震顫，一種魂魄的完整安放。

書封上的李潼青春正盛，除了小說，他也寫下〈廟會〉、〈月琴〉、〈散場電影〉等經典傳唱民歌。可惜天不假年，在二○○四年早歸大化。記得二○一二年曾邀李潼夫人，祝建太老師，分享李潼遺作《少年噶瑪蘭》。我安排吉他社同學在演講結束時，合唱〈散場電影〉，唱到第四十四秒，吉他社主唱牽起祝建太老師的手，在舞台翩翩起舞。那感動，至今未散。

還有寫下《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的西西。據她自述，筆名是象形文字，「西」是一個穿著裙子的女孩子兩隻腳站在地上的一個四方格子裡，「西西」就是跳飛機的意思，這是她小時候喜歡玩的遊戲。但在二○二二年十二月，愛在文字玩遊的西西，還是跳出了人間的方格子。

那真是一個文學未央的年代，漫長而似乎永不會完結。彼時，書店裡文學書的區域總是最大，新書上了架，不用多久，便會貼上一枚讀者的指紋。那是一個名字會發光的年代。一個作家，一個詩人，名字本身就是一種莊嚴的保證。我們追逐他們在副刊上的連載，記誦他們詩句的韻律。

記得八○年代編校刊時，一位學長說著：「瑪麗安，你知道嗎？」另一位學長馬上能接著念出：「我已不想站在對的一邊，我祇想站在愛的一邊。」那是薔薇學派誕生的年代，一本厚重的《未央歌》，幾乎是某種精神的聖經，每個男生都想成為書裡的小童，希望遇見一個為你轉身的藺燕梅。

到了二十一世紀，小童手中有了3C，交友軟體裡有滑不盡的藺燕梅。光與聲的洪流，將棉紙般的時間沖刷得支離破碎。即時的、大量的、繽紛的刺激，是大氣裡的嗎啡；那緩慢的、需要沉澱的想像，成了古董鋪裡無人聞問的薰香。

文學書籍在書店架上沉睡（如果書店還在），像未開的信，等待拆封。

在按讚數統治的世紀，夢想用紙張建造方舟者，難渡大洋。

前些日子，一位年輕時極其崇拜的作家來訪。作家曾是怒中有燧人氏，耳中有涿鹿鼓聲的武陵少年。一部長篇，洛陽紙貴，何等的意氣風發。如今他坐在我的書房裡，鬢已星霜。話語間，他從提袋裡鄭重地取出一本新書，裝幀素雅。我道賀，他卻擺擺手，嘴角牽起一絲極苦的笑：「自費的，」聲音平靜，卻似冷鐵壓心。「書市不好，沒有出版社願意賠錢幫老作家出書了，連某某某（他說了一個詩壇泰斗的名字），上一本詩集，也是自費出版，送人酬庸。」

接過那本書，覺得沉重異常，那不只是紙張的重量，更像是一個時代的終結。像自己在學校開的文學課程，人數從兩班六十多人，驟降至不足十二人滅班底線。年輕人少看書，更不看「文學書」。文學，在這個時代，成了一種上古的不切時宜。

這幾年被介紹時，總被掛上「暢銷作家」的名號，但當開始轉向純文學書寫時，去年的詩集銷售量，不到前作的十分之一，才發現自己就像卡夫卡筆下的K，與看似無法戰勝的體系抗衡，最終的結果，往往是徒勞。

對於文學創作，是不是就這樣卡住了，動彈不得？不知道，只知年近耳順，夢中還會出現高中學長的囈語：唯有文學可以抵抗時間。然後自己在夢中，變回高中時的模樣，卡其上衣，手握一隻筆墨酣然的筆，認真寫字，等待文字靜靜幻變，在敲破時間蟲繭的一刻，長出翅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