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星雲大師

飲食有度 與病為友

2012年9月，台北榮總新陳代謝科主任蔡世澤醫師告訴我，「糖尿病關懷協會」成立十五周年，工作人員正在整理、收集糖尿病患者的飲食資料，希望邀請我將五十年來以糖尿病為友的心得，與其他病友分享。蔡醫師是我多年的糖尿病主治醫師，他跟我走過幾十年的糖尿病史，他也不太勉強我，隨我自由。我也不太聽他的話，隨順著我自己的生活，但是我很感謝他。因此，當他們專程帶攝影機及主持人到高雄來訪問我時，我也樂於把我的經驗告訴他們。

我想，面對糖尿病，只要不吃太油、太鹹、太飽，飲食正常，應該什麼都可以吃。糖尿病者血糖增高並不是很嚴重的事情，只要多一些運動，少吃一些東西，它自然就會降下來，但是血糖變低則是很可怕的事情。

我這五十年中，大概不只十次有過低血糖，曾經有血糖值降低到六十、七十、八十 mg/dl 的紀錄，這種情況發生時，都會心悸、流汗、全身發抖、無力。一般的做法就是趕快吃一塊糖，大概五分鐘就可以恢復正常。可是我一生並不太喜歡吃糖，我的身邊也沒有糖，還是要吃麵、吃飯，吃下去以後，大概要等半小時，才能控制心悸及發抖的情況。

所幸，我每次低血糖的狀況出現時，都會有明顯的身體不適，所以都來得及補救。因此勉勵大家對自己的病情要了解，「自己要做自己的醫生」，要「與病為友」。

究竟我的糖尿病是怎麼來的呢？照理講，我的家族沒有糖尿病史，我也不好吃，我探討的結果，必然是我曾經多次在極度飢餓的狀態下，讓胰臟有所損傷了，因此糖尿病就跟隨到我身上。這真是冤哉枉也。現在醫療界還沒有找出導致糖尿病病發的原因，我提供的這個意見，也沒有得到醫師的重視。不知道要到什麼時候，科學家才能研究出糖尿病的原由了。

總之，我對於衣食住行都不是很講究，我覺得衣服可以蔽體，三餐能吃飽，住的地方可以遮風避雨，走路能行能動，就是很好的事情了。

三、住

談到住，中國五千年的文化歷史，據說從茹毛飲血慢慢住到石洞，再慢慢演變到以草、以瓦、以大樓為屋。回憶我這一生住的情況，也好像人類五千年來居住文化的縮影。

我最早成長的家庭是住在一個小草屋，裡面有兩張床鋪。有時候家裡的人多了，母親就下令：「有哪個小孩可以睡在地下？」經常都是我自願。因為打地鋪睡覺，是我最喜歡的事。地下又平又寬，可以滾來滾去，覺得也很愜意，所以我並不感到睡在地下有什麼不好。

沒想到四十多年後，我建了佛光山，每次辦活動人多，甚至一來就是成千上萬的人，也是有打地鋪的情況。因為要想有一人一床，實在是不容易的事啊！想起當初佛陀也只是「日中一食、樹下一宿」，樹下並沒有比我們屋裡的平坦地面好受，一樣過著修道的日子。除了佛陀，那許多的羅漢僧不也是這樣的生活嗎？

我出了家後，一般都是在禪堂裡，隨大眾睡廣單。廣單，就是一條長長的臥榻，可以容納五、六十人睡覺，就像鹹魚一樣一排一排的。有時候半夜起來上個洗手間，再回來就沒有位置了，只有慢慢的再擠進去，把兩邊的人擠到旁邊一點，才能再入睡。大家也習以為常，不和我計較。

後來在棲霞律學院讀書，做學生倒是有很好的待遇。因為當時南京的學校都已經遷到大後方重慶去了，留下許多學生睡過的鐵製雙層床鋪，非常堅固，沒有人要，我們就把它搬回學院，以此作為床鋪。不過也很可憐，雖然有床睡了，卻沒有因此睡得安穩一些。有時候重慶盟軍的飛機來轟炸南京，只看到窗外一陣紅光，接著天崩地裂，我就被震得從上鋪拋到空中，再掉到地板上。還好是地板，人沒有受傷，疼痛一下就過去；如果是掉到磚塊、水泥地板上，就肯定會受傷了。

生逢亂世 隨遇而安

我在大陸和台灣，都分別住過拘留所、住過倉庫，也住過牢獄，在海峽兩岸都曾經失去自由。可是我從寺院叢林出來，沒有做過一件壞事，一句壞話也不敢講，怎麼會被關起來呢？我想，只能把這些牢獄之災，當作是為自己消災解難了。

在大陸被關閉的時候，每天都是一百多人擠在一個大房子裡，今天拖出去兩個槍斃，明天拖出去三個，我就想到古德講的：「眼看他人死，我心急如火；不是傷他人，看看輪到我。」我曾被五花大綁，準備送到刑場去槍斃，當時體會到，人生到了這個階段，也沒什麼可怕的，只是心底感覺天地昏暗，自己還有一些遺憾：我才二十一歲就在這裡死了，像水泡一樣「啵」一下子就沒有了，師父不知道，父母家人也不知道，實在可惜。後來也許是命不該絕，有機會被釋放出來。總之，大難不死，也是非常慶幸。

後來我到台灣，沒多久，就被關了二十三天。最先是被關到中壢的拘留所，後來又把我送到桃園的某一個大倉庫。當時所有外省來的出家人都被逮捕，因為謠傳共軍派了五百個僧人，到台灣從事間諜工作。我和慈航法師、律航法師等十多位法師，就這樣被抓起來，其實，我們都不懂什麼叫「諜報」。不過，那時候國民黨願意為共產黨服務，聽信謠言，讓我們受一點牢獄之災，也就算了。

我初到台灣的時候，沒有地方落腳，感謝一些神廟都不需要掛單手續，就讓我們可以在神龕下暫住一宿，所以我也睡過神廟、茅篷、草篷。後來我到中壢圓光寺掛單，妙果老和尚需要有人替他去看守苗栗法雲寺旁八十公頃的山林，我感謝他的收留，也就發心自動去看守了。當時，我一個人住在草寮裡，穿著木屐在山前山後、山上山下奔行，如履平地。三個月當中，我一共穿壞了兩雙木屐，還寫了一本《無聲息的歌唱》。

1953年的年初，我到了宜蘭雷音寺。當時在佛殿旁有一個三、四坪大的房間，裡面放了一張竹床、一架裁縫機，大概這是他們平時做工用的地方，現在讓出來給我睡覺。可憐的那一張竹床，我只要朝上一坐，它就發出吱吱嘎嘎的聲響，九里外都可以聽得到。所以夜裡我也不敢經常翻身，就怕它發出的聲音太大，會吵到旁邊的住家。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睡了一年多的竹床。就在這時候，嚴炳炎老居士，我們稱為「老沙彌」的他，竟然要來掛單，並且和我同單而眠。嚴居士是現任公益平台基金會董事長嚴長壽的父親，在剛到台灣那段時間，他同我們好幾個出家人都很熟悉。我迫於現實環境，就提醒他說：「我們睡覺不宜翻身，免得這床鋪發出的聲音太大聲吵到別人。」睡覺不翻身，是我們出家以來就有的訓練，所以附近常常來佛殿拜佛的人，有時候也取笑我說：「欸，法師，你們睡覺很少翻身吧。」好像嫌我們住得太過寧靜了。

後來，我又睡過台灣的榻榻米。那時台灣有一些小廟，偶爾客人來了要住宿，也不能完全拒絕，否則會被人責怪：「怎麼連一個地方給人睡覺都不肯？」因此多少都設有榻榻米的客房。不過在當時的社會，即使要睡一張榻榻米也不容易，有時只有在走廊，用個布袋、或擺張帆布床讓人睡覺用。我也曾隨喜隨緣的睡過這許多地方。（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