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嚴陽

華人向來有「報喜不報憂」的習慣，事實上，早在北宋仁宗年間，有位大臣就對類似的做法提出了相當嚴厲的批評，並且還是針對皇帝的。

清人畢沅在《續資治通鑒‧宋史》中記載：景祐四年（一○三七）五月，化成殿柱下長出了一株靈芝，宋仁宗召集近臣和宗室一起觀看，並寫了一首名為〈瑞芝賦〉的詩賜給宰相王隨等人。第二天，一些文臣以此為題寫了不少賦和頌，獻給宋仁宗。

然而右司諫韓琦卻進言道：「《春秋》只記災害與異常的自然現象，至於吉祥的徵兆，都略而不記。希望陛下以災害與異常的自然現象為重，多想一想，政治和教化方面有哪些沒有做好的，再根據具體情況做出相應的調整。至於各類吉祥徵兆，即便讓陛下您有所感動，也希望能夠一天比一天謹慎，哪怕是受到稱許也不要沾沾自喜。」

古代因為缺乏科學知識，無法理解很多自然現象，所以往往把這些現象與老天爺對人的曉示聯繫起來，有的視為吉兆，有的則視為凶兆。比如說，一根麥秸生出兩支麥穗、丹頂鶴出現在屋頂、天空中出現祥雲等，就是典型的吉兆。

當然，柱生靈芝也是其中之一，這樣的吉兆，當皇帝的自然喜聞樂見。所以，宋仁宗欣喜地召集眾人前來觀看靈芝，還寫下一首「御詩」賜給臣下，眾臣自然也做出了積極的回應，獻上不少賦和頌。

然而就在這樣的背景下，右司諫韓琦卻出人意料地提出了可能會讓宋仁宗不快的諫言。他以孔子修訂的魯國國史《春秋》「但記災異，至於祥瑞，略而不書」為由頭，勸諫宋仁宗不要把這類吉兆太當真，而應該把重點放在「災異」上，藉此改革並完善眼下的政治與教化。

這樣的思惟，與其他一眾朝臣明顯不一樣。其他人只想著討好宋仁宗，極盡奉承與美化之能事；韓琦想的卻是提醒皇上：千萬不要自我陶醉，應多想一想目前治國理政是否存在問題，以及如何進行修正。

韓琦的思惟有別於其他朝臣，可能與他的職務有關：右司諫身為諫官，肩負為皇帝查漏補缺、及時諫言的責任。

另一方面，可能也跟韓琦的個性有關：自景祐三年（一○三六）八月官拜官右司諫的三年時間，韓琦敢於直諫，「凡事有不便，未嘗不言……前後七十餘疏」。由此不難看出，他是一個把個人得失拋在腦後，更加重視職責、有擔當的人。

可惜的是，像韓琦這樣敢於直諫、不過多考慮皇帝的喜怒哀樂與個人得失的臣子，還是太少了。所以，歷朝歷代才會一直出現那些誤國誤民的君主，毀了個人形象不說，甚至因此丟了江山，甚至自家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