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嚴陽

至元十三年（一二七六），在滅掉了偏安江南的南宋之後，元人把大量的圖書、金玉、錢財從南方運往北方。衛輝（今河南省衛輝市）因正處在交通要道上，每天運送這些物資的隊伍絡繹不絕，負責警戒和運輸的更需要上千人。

身為衛輝路總管的董文用憂心忡忡地說：「老百姓疲憊不堪，還會因此影響農事，這樣下去是不行的。」於是，他對負責運輸的官員說：「若是為運輸提供警戒、勞力，府縣裡的小吏和差役就已足夠了，不需要為這些事去麻煩老百姓。」

然而相關官員卻說：「哪怕真像你說的這樣，可是萬一出了問題，誰來承擔這個責任呢？」於是，董文用立刻親手書寫了一份文書，署上了自己的官職、姓名作為保證。衛輝的老百姓因而得以按時耕種，相關的物資運輸也沒有受到影響。

董文用，字彥材，為元代名將董俊三子。父親於他十歲那年陣亡，董文用在兄長董文炳的教誨下，很早就學有所成，二十歲順利通過詞賦考試，在當時還是藩王的忽必烈手下工作。

忽必烈成為元朝皇帝後，董文用曾經擔任過西夏、山東等地的地方官，且每到一地都會大力發展農業。至元八年（一二七一），任山東東西道巡行勸農使，之後五年，政績為全國勸農使之最。而他的工作守則中最為重要的一條，就是：少去干擾百姓，讓他們可以致力於耕織。

至元十三年，董文用擔任衛輝路總管時，遇上了這樣的問題：朝廷要把大量的戰利品從江南運往北方，處於交通樞紐的衛輝自然也受到了不小的影響，因為許多人都被派去擔任警戒工作或者直接參與運輸。

然而連年戰爭，這裡九成的男子都去當兵了，剩下的都是些老弱病殘，實在難以勝任上述工作；同時，若百姓都去擔任警戒或者運輸工作，正常的糧食生產也會受到極大影響。

在這樣的背景下，董文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郡邑胥役足備用，不必煩民也！」而從他的建議從落實之後，「民得以時耕，而運亦濟」的情況看來，無疑是十分正確的。

然而，董文用最初提出這個建議時，負責運輸工作的官員卻不敢立刻同意。因為，將這些貴重的戰利品運往北方，是朝廷下達的重要任務，萬一過程中出了問題，朝廷問責下來，誰來承擔相應責任？所以，這些官員對董文用發出了「即如公言，萬有一不虞，罪將誰歸？」的疑問。

如果換了別人，也許早早打了退堂鼓，因為這麼做是有一定風險的。如果這些貴重物品在運輸途中出了問題，提出建議的人無疑要承擔主要責任；反之，只要睜隻眼閉隻眼，就當啥事也沒發生，他這地方官還不是照樣做？因此，肯定很多人會選擇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可我們現在看到的卻是，董文用基於對民生艱難的同情，不惜冒著自身風險與相關官員交涉，甚至以簽字畫押的方式，表示願意承擔責任。最終才說服了怕事的官員，改變了原有的計畫。

做為封建時代的官吏，多數人往往是眼睛朝上，只管對上級負責，很少人會把老百姓的辛勞、生死放在心上。因此，董文用一句「吾民敝矣」，甘冒一定風險為老百姓代言，實在難得，更令人欽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