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楊富閔

二十幾年前，還是一個小朋友的時候，我曾收到一份大禮。那是小舅從花東帶回的一桶石頭。其中幾顆，至今留在手邊，當作我的紙鎮，成為我的寫作的工具。我從沒去細想，為什麼會有這批石頭？記得我就蹲在他的臥房，一顆挑過一顆──他自然是不在場的，他的行蹤永遠是謎。

石頭怎麼挑呢？對於母親而言，這些都是無生命。她陪我一起撿選，讚賞眼前一切的不規則形狀──母親肯定它們的美；同時又漫談著她親愛的弟弟。而我將手上的幾顆，分別題上一些詩詞，實在非常風雅。記得當時學校的自然課，進度剛好來到關於石頭的知識，講的正是一系列礦物的介紹，我拿著課本比對，發現沒有任何一顆，與小舅送我的同類。

有一天，負責自然科學的實習老師，要我們攜帶石頭到校，同學帶的都是路邊撿的小石子，或是家族出遊在風景區買的紀念品。我手上的這一顆，實習老師看了看，隨即發下，四處傳閱。這一顆是什麼石頭呢？老師被考倒。他說他要回去研究看看。

當時我的心跳很快，這一顆類橢圓的橄欖綠小石，正是我的最愛，結果傳到不見，最後出現在老師的辦公桌上。我不敢去要，他也忘了要還。他一個人要帶很多班。再說別班，也有人帶石頭來獻寶，以至於老師搞混了吧。

年輕的實習老師，粗框眼鏡，規規矩矩，總是一身白襯衫與卡其色的工作褲，瘦瘦高高，聽說準備攻讀碩士。眼神似有許多抱負。我們小學校來了一名大專生，這在小朋友的眼中已是一件大事。下課時間，集體繞著他跑。實習老師的身上，散發一個關於未來的、志得意滿的想像，恰好替老舊的百年學校，注入一絲不凡的生氣。

母親總說，小舅是家中唯一能讀書的孩子。作為二姊，每每提及這個行蹤成謎的弟弟，往往只能握著石頭，穩住懸宕的一顆心。而那實習老師的年紀，跟小舅差不多，二十幾歲，開著一台破破的車。幾名住在偏鄉的孩童，不幸遇到了午後暴雨，道路中斷，只好搭上實習老師的車子，回到了山區的聚落。他們隔天來到教室形容，老師車上的冷氣好強。大家聽得專注出神，很像一同搭上了那一台車，去了一趟花東，去了一趟遠方。

那是一種屬於小朋友的海枯石爛，藏在幼年心中的石頭記。小時候聽台語歌，聽到歌詞寫著石頭會爛，常常無端感傷起來。石爛要多久的時間？那是我的溫情主義年代，喜歡戲劇性，喜歡風花雪月的事情，實在俗又有力。

而那一顆橄欖綠的小石頭，永永遠遠消失了。一年之後，老師調走，辦公桌空了。只有小舅持續寄回一些花東的石頭，可惜母親與我，已經失去挑選的興致。每一顆看起來都不一樣，樣貌離奇，各有故事，囤在小舅房間的暗處，成為一種隱喻。我們對他的故事卻漸漸失去了興趣。

小舅謝世十五年了。我到台北的第一年，是以他的死亡拉開序幕。十五年過去，那些精緻的石頭，隨著搬遷，僅剩兩顆，鎮住我的魂與心。現在，我將他放在手心，搓揉，感覺石頭與人的生命還在延續。石爛海枯，固然通俗，卻蘊藏驚人的想像力，保留了一種對於原始自然的禮敬，帶我繼續去寫一個人的石頭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