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慧開法師（佛光山副住持、南華大學榮譽教授）

通過「安樂死立法」的國家，在實際執行上衍生的諸多弊端（續）

在上周的文中，我們開始具體探討比利時在「安樂死合法化」之後，出現了諸多實際執行上的弊端與人謀不臧，以及在醫療倫理與法律上引起的爭議。我採用提綱式的分析與解說，兼顧整體的討論與個案的分析，以幫助大家對於「安樂死」的問題，有個脈絡完整的理解。以下我們繼續上周的論析：

四、比利時通過立法後，「安樂死」的案例持續大幅上升（續）

比利時「安樂死」法案的支持者堅定認為，「安樂死」只能用在「末期」病例，也就是「瀕死」病人，且處於「已經無法承受因疾病帶來的痛苦」之狀態。如果要確實依照比利時的「安樂死」立法初衷來審查再執行，那麼真正需要「安樂死」的病人數目與人口占比，應該是穩定的，就如在二○○二年通過立法，二○○三年頒布法案前，支持者向社會大眾保證，「安樂死」會是極少數的。然而，自其合法化以來，比利時的「安樂死」人數不斷上升，以下我列出自二○○二年以來，歷年的「安樂死」人數：

二○○二年二十四例（二○○二年僅實施半年）、二○○三年二三五例、二○○四年三四九例、二○○五年三九三例、二○○六年四二九例、二○○七年四九五例、二○○八年七○四例、二○○九年八二二例、二○一○年九五三例、二○一一年一一三三例、二○一二年一四三二例、二○一三年一八○七例、二○一四年一八一六例、二○一五年二○二二例、二○一六年二○二八例、二○一七年二三○九例、二○一八年二三五七例、二○一九年二六五五例、二○二○年二七○○例、二○二一年二六九九例、二○二二年二九六六例、二○二三年三四二三例，二○二四年已達三九九一例，約占當年全國死亡人數3.6%。

這還只是經過公布的「安樂死」統計數字，實際人數可能會更多。仔細觀察上面所列統計數字就可發現，自二○○七年至二○一三年這六年間，可說是快速增長期，在此期間「安樂死」案例數量從四九五例增至一八○七例，增幅超過三點五倍。然後自二○一四年至二○二四年這十年間，持續快速增長，到了二○二四年竟高達三九九一例，超過二○一四年的兩倍，也幾乎是二○○三年的十七倍，且占當年比利時全國死亡人數的3.6%，這個比例放在台灣，就已進入十大死因的排行榜第八名，放在美國的話，就已經進入十大死因的排行榜第七名，這是非常可怕的比例。

我為什麼要不厭其煩地列出以上的資訊，就是避免空談玄理，而要憑客觀的數據說實話，顯示真相，讓各位讀者確實了解「安樂死」問題的嚴重性，是遠比大家所能夠想像的還要嚴重好幾倍！如果台灣通過「安樂死」立法，現在已經在比利時發生的情況，將來就一定會在台灣發生！

五、莫替爾母親「安樂死」事件的爭議焦點

（一）莫替爾母親的心理症狀歷程

（1）莫莫替爾的母親，后德里娃‧蒂‧婥伊爾（Godelieva De Troyer）自少女時期開始就患有憂鬱症，並且與家庭成員關係緊張。

（2）雖雖然婥伊爾曾有生活上的轉機，例如孫兒出生及有新戀情，但在二○一○年情感失敗後，就陷入絕望。

（3）她她曾經寫信通知子女：已經向溫．狄斯特曼（Wim Distelmans）醫師申請安樂死，因為多年的心理治療無效，而欲尋求「有尊嚴的死亡」。

（二）爭議焦點：醫師與「安樂死」執行的問題

（1）婥婥伊爾的原主治精神科醫師明確地表示她不符合「安樂死」的條件，不同意她進行「安樂死」，並且拒絕協助她申請「安樂死」。

（2）婥這起事件引發了社會廣泛的爭議，首先，執行安樂死的狄斯特曼醫師是一位腫瘤專科醫師，並不具備精神疾病的專業背景。更令人質疑的是，他在婥伊爾捐款二千五百歐元給「生命終結資訊論壇（Life End Information Forum, 簡稱LEIF）」之後，改變了原本拒絕的立場，而為婥伊爾執行了安樂死。【「生命終結資訊論壇」是狄斯特曼和他人共同創立的一個組織，提供「安樂死」的專業諮詢。】

（3）依依據法規，第二位被諮詢的醫生，須與受理案件的主治醫師毫無醫療業務上的關連。然而，評估同意婥伊爾「安樂死」的另一名精神科醫師理衛．蒂恩蓬（Lieve Thienpont）是狄斯特曼醫師的同事，曾共同發表論文與創立LEIF機構，這是明顯違法。

（4）核核准莫替爾母親婥伊爾「安樂死」的狄斯特曼醫師，同時身為負責監督「安樂死」法案執行的機構——「聯邦監督與評估委員會」（the Federal Control and Evaluation Committee, 簡稱「監評會」）主席，等於是球員兼裁判、法官兼劊子手，這當中存在著重大的利益衝突。

（三）社會輿論的打壓

（1）莫莫替爾開始公開撰文批判「安樂死」立法與制度，卻遭遇到社會輿論猛烈的反彈，被指責為「隱性天主教徒」、「情緒脆弱者」，他反思道：「如果這就是人文主義，那我不再認同所謂的人文主義。」（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