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慧開法師（佛光山副住持、南華大學榮譽教授）

通過「安樂死立法」的國家，在實際執行上衍生的諸多弊端（續）

在上周文中，我特別向大家介紹之前研讀過的兩篇文章，內容主要是透過比利時魯汶大學化學教授湯姆‧莫替爾（Tom Mortier）的親身經歷，探討比利時「安樂死」合法化後的實際執行弊端，在醫療倫理與法律上引起的爭議。莫替爾母親在未告知家人的情況下申請「安樂死」並實際執行，引發莫替爾對「安樂死」立法的合理性與監督機制的質疑。

他最終將案件訴諸歐洲人權法院，指控比利時「安樂死」法案違反生命權。該案例揭示「安樂死」法案在實際執行中的倫理滑坡與行政漏洞，也引發對醫師角色、家屬知情權與生命價值的反思。

許書華醫師沒做好功課去了解那些已通過「安樂死」立法的國家，其實際執行情況究竟如何，就天真以為，「合法安樂死」的執行，「需醫師等專家多方評估，證明患者意識清楚、無外部壓力、知情自願，才可合法執行」，理想很夢幻，現實很崩潰！比利時「安樂死」在執行上發生的諸多弊端與人謀不臧，實在令人匪夷所思，以下做進一步分析，我採用提綱式解說，幫助大家有個脈絡完整理解。

一、事件背景：母親的「安樂死」深深震撼及改變了兒子

二○一二年四月十九日，比利時魯汶大學化學教授湯姆‧莫替爾的母親后德里娃‧蒂‧婥伊爾（Godelieva De Troyer），在身體健康的情況下，由兩位朋友陪同前往布魯塞爾自由大學，接受「安樂死」倡導者暨提供者溫．狄斯特曼（Wim Distelmans）醫師的致命注射而身亡，享年六十四歲。

莫替爾隔天接到醫院太平間電話，通知他去認領母親遺體，才得知母親已經去世，事前完全被蒙在鼓裡。他因此遭受嚴重心理創傷，因而開始調查母親安樂死過程，並從「安樂死」的支持者轉為最激烈的反對者之一。

二、歐洲人權法院的法律挑戰

在無法於比利時國內取得法律救濟的情況下，莫替爾與其律師向「歐洲人權法院」（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簡稱ECHR）提出訴訟。他們由「捍衛自由聯盟」（Alliance Defending Freedom）協助提告，主張比利時的安樂死法案已經違反《歐洲人權公約》第二條保障的生命權。他們認為，由於國家未能妥善監督與規範，導致「安樂死」的濫用發生。他主張：

（1）比利時於二○○二年的「安樂死」立法，缺乏對弱勢者的保障與醫師問責機制。

（2）該法律實際運作遠遠超出預期範圍，已經被廣泛濫用。

三、比利時人違背了「安樂死」的立法初衷，實際執行遠遠超出末期病患的範圍

按比利時的「安樂死」立法初衷，原本是為了幫助那些「處於一種由於疾病或意外事故導致的嚴重且無法治癒的惡疾傷病，又遭受持續且無法承受的身心痛苦，而又無法緩解」的「醫療無效狀態」的少數患者，有尊嚴地解脫痛苦，然而事實的真相遠非如此，與立法的初衷完全背道而馳，其中隱藏了許多「貓膩」的情事！

儘管「安樂死」法案原本僅適用於末期病患，後來卻擴展至：（1）精神疾病患者、（2）非致命性病症患者、（3）行為障礙患者，甚至於（4）失敗的變性手術患者與失明的雙胞胎兄弟。

在實際被執行「安樂死」案例中，竟有百分之十五為非末期絕症病患，還有百分之三為心理疾病患者。我們想不到的是，比利時人往往僅因生活突然變得黯淡，就尋求「安樂死」。

四、比利時通過立法後，「安樂死」的案例大幅上升

比利時於二○○二年通過了「安樂死法案」，二○○三年在頒布法案之前，支持者向社會大眾保證，「安樂死」會是極少數的。然而，自從其合法化以來，比利時的「安樂死」數目持續穩定上升，案件數目在二○○三年就有二百三十五件，到了二○一三年已上升至一千八百零七件，二○一五年高達二千零二十一件，占總死亡人數約百分之二。【慧開按：二○一一年美國人十大死因，第十名的「自殺」人數，才占全美國所有死亡人數的百分之一點五。二○○四年台灣人十大死因，第十名的「高血壓性疾病」人數，才占全台灣所有死亡人數的百分之一點三五，可見比利時的「安樂死」已經「氾濫成災」了！】

根據二○一五年三月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簡稱NEJM）《新英格蘭醫學期刊》發表的一項比利時研究發現，僅在弗蘭德斯地區（Flanders），「安樂死」的比率在二○○七至二○一三年間顯著攀升，死亡率從百分之一點九上升到百分之四點六。【慧開按：這個比例數字，如果放在美國及台灣，都可以進入十大死因排行榜的第五或第六名！】

自從「安樂死」合法化以來，在比利時為了「非生理性、非末期」疾病而「被安樂死」的病人數量已經爆炸了。（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