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報綜合報導

南朝蕭梁時期（502～557），武帝崇信佛教，在他積極護持下，佛教發展達到巔峰。現存近百尊南朝佛教造像中，蕭梁作品數量最多，亦可證明。南朝佛教造像風格多變，部分作品展現印度化的元素，豐富了佛教造像的表現方式。這些外來的新風格，不單是模仿，而是在漢文化的基礎上，重新詮釋創造出的一種嶄新面貌。

南朝宋、齊的石刻造像立龕大都以質樸見長，到了梁朝，在皇帝崇佛的身體力行之下，造像碑龕的創製更出現精細的工藝。

佛菩薩立像龕

梁普通四年（522）有釋迦佛立像龕，高35.8公分，寬30.4公分。此龕已經殘破，作為背景的舟形背光有三分之二已經不存。只有本尊釋迦佛及兩側侍從菩薩、比丘十尊尚屬完好；形像比例合度，衣飾已有繁複的趨勢。下方台基浮雕六個伎樂人物，與北朝伎樂不同的是，這些人物以載歌載舞的造型出現，世俗娛樂趣味十分濃厚，龕背面有「佛傳故事」及銘文，構圖簡潔生動。

梁中大同三年（548）的觀音立像龕，高44公分，底寬37公分。上部殘損嚴重，觀音居中而立，左右從後至前分三層，分列二菩薩、二弟子。台基兩側各是足踏白象的普賢菩薩與護法獅子。觀音及眾菩薩花冠巍峨，瓔珞垂飾，相貌雍容。下方有伎樂十二人，演奏舞蹈者八人，姿態各一，造形優美，有詼諧之趣。

世俗化經變像

南朝佛教造像有明顯的「世俗化」特色，主要表現在伎樂天這一類形像的塑造上。從《世說新語》記載可知，當時佛像雕塑高手戴逵的創作已經具有「世俗」的特徵，庾道秀觀賞戴逵的雕像後說道：「神猶太俗，世情未盡。」事實上，戴逵所製之造像，甚稱「道俗觀者，皆發菩提心」。

庾道秀對戴逵的評議反而是戴逵造像的成功之處，顯示他的創作正是民眾喜愛的佛教樣式，是具有世俗特色、人間煙火的佛像。南朝造像的「世俗化」，不惟伎樂天形像，就連主尊佛像都有「神猶太俗」的事例。不過，就數量而言，伎樂天的「俗情」表現較多，而且較不會受到像庾道秀這樣的批評。

南朝造像龕的題材紋飾上出現不少經變故事。南朝位於南方，社會生活相對穩定，物產豐饒，民風勤勞，經濟生活較北方優越許多，於是經變故事的主題漸漸受到社會認同，宣傳西方極樂世界的「淨土宗」影響日益普及，「淨土變」也成為藝術表現的首選題材。



造像碑畫雕刻工藝

南朝造像碑畫技法，明顯繼承漢代畫像的表現手法，那種「減地陰刻」的方法，使全幅作品呈現淺浮雕的樣式風格。但畢竟時間已經過百年，在畫面透視表現上已有很大的進展，造像碑上方經變圖中的建築、樹木之間的遠近透視關係，比例更近於合度。而下方諸多經變、本生故事畫面，用山石樹木穿插，更是自然而富於裝飾性，體現了南朝造像碑雕刻技藝的創新。

多元宗教工藝

「宗教工藝」的造像依據材料的種類，分別有不同的工藝方法，金、銀、銅等造像屬於金屬工藝；檀木則屬於雕刻。金屬工藝首先要求有「模」，事先用泥、木等材料塑、雕原大小尺寸的造型，然後裝入砂箱，再根據選定的金屬材料，熔化後澆灌入砂箱。冷卻後撤去砂箱，就有了金屬的造型。

金屬造像中的「模型」是重要的因素，製造模型其實已經就是「雕塑」的創作，金屬造像的藝術效果如何，是由作為模型的「雕塑」效果來決定的。

檀木雕刻在選材上有整段木材和拼接木材的區別。一般來說，整段檀木材料較難取得，尤其是大件作品。在雕刻上，事先分出頭、軀幹的大小比例，雕出大樣後再逐步入細。木雕刀有直口、圓口、三角單刃等不同，使得雕刻刀法顯得相當豐富。分段拼接的造像，一般是把頭部與軀幹分成兩部分，有的還把雙手、雙足也分開另刻。各別完成之後再組合拼裝成一個整體，經修整後再上彩裝飾。

漆製也是傳統工藝之一，在造像製程中，漆的應用也非常廣泛。這種漆工藝製作的造像，又稱為「夾紵造像」，優點是可以完美地表現塑像原作（坯體）的細致部分。同時，也因為只有幾層紵布與漆膜，夾紵造像重量很輕，單人就可以隨意搬動，把夾紵造像放置在龕內或架置在車上，大大便利了當時僧眾到各地弘法時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