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布魯斯‧費勒 譯／吳凱琳

一三○二年，義大利詩人但丁‧阿利吉耶里（Dante Alighieri）因為捲入政治鬥爭，逃離家鄉佛羅倫斯。他在托斯卡尼流浪多年，感到心痛欲裂、萬念俱灰，後來他終於接受自己再也回不了家鄉。就在此時，他重拾初心，完成了西方文學史上的經典作品：《神曲》（The Divine Comedy）。這部敘事詩的開頭，描述了大家熟知的人生地震景況：

在我們人生旅程的中途，我偏離了正確的路徑，發現獨自一人身處在漆黑的森林中。

敘事者接著感慨地說，實在很難明確描繪在樹林深處的感受，樹林如此濃密、盤根錯節，只會引發恐慌，這感受就如同死亡一般苦澀難言。

但丁不僅將自己的心理狀態比擬成一條蜿蜒的道路，他認為那更像死亡，而且他不是唯一說出這種看法的人。人生地震的第一個餘震、也是我認為最令人不寒而慄的餘震是：很多人在經歷變動時，感覺像是經歷了死亡。我採訪時，有非常多人，我想大約有五成的人說了類似的話：就在那天，有一部分的我死了，我死了、然後又活了過來，我重生了。

這可能代表什麼意義嗎？

自從營火出現，恐懼死亡就一直是人類說故事的主題，而打從研究方法誕生，這主題就成了社會科學的研究重點。維克多‧弗蘭克指出，人類追求意義的主因是為了對抗自身的死亡。普立茲獎得獎作品《死亡否認》（The Denial of Death）的作者歐內斯特‧貝克爾（Ernest Becker）曾說，人類多數時候是受到無意識驅使，想要逃避與超脫死亡。自此之後，非常多學者開始專注研究死亡逃避、死亡焦慮、恐懼管理，以及人類面對死亡時採取的其他笨拙方法。

訪談過程中，我發現了另一個少有人關注的現象：死亡的語言隨處可見，人們常會使用這種語言，來描述人生的重要時刻，例如面臨精神危機或事業挫敗。這些人生動盪與真正的死亡根本是兩回事，但是因為這些動盪劇烈改變了人生走向，所以一般人想像得到最接近的類比就是死亡與重生。如此鮮明的對照更加證明了非線性人生造成的影響有多深刻：我們把人生的轉捩點看作生死攸關的大事。

不僅如此，有不少人真心歡迎這些隱喻性死亡。他們接受、甚至擁抱這種隱喻性死亡：過去的自我已經死亡，另一個自我已經出生。死去的我可能婚姻不幸福，新的我以單身為傲；過去的你可能無法為自己挺身而出，新生的你卻態度積極；被捨棄的那個人可能是酒鬼、罪犯、葷食者、工作狂，新的這個人已徹底改頭換面。

經歷過人生地震後

我並不是說，害怕生命走向終點的恐懼心理不會產生什麼影響，我的意思是，許多人都認同，人生會反覆經歷死亡與重生，這種想法比我們以為的還要普遍。此外，在人生變動時期，掌控好自我改造的過程，是創造人生意義的關鍵。

某些使用死亡語言的人，的確失去了某個親近的人。妮莎‧岑諾夫在自家大門從警官口中得知她兒子死了，她說：「當下我的某個部分永遠死去，某個部分永遠重生。」她說，死去的是「以為死亡不會發生在我身上，以為我的孩子會永遠活著，以為他會比我晚死去的幻想」。接著她說，重生的部分是：「我深信即使肉體死亡，也會有某種靈魂、能量或精神永遠存在。如果沒有了這個信念，我不可能熬過那些日子、那幾個月、那些年。我不太願意說這是上帝的神蹟，但是那一刻我知道，我不再恐懼死亡。之前我被診斷罹患癌症第四期，那時我認真想過自己到底怕不怕死，但是維克多死後，我知道生命短暫，我只希望自己能活得長久。」

還有一些人提到，以前討厭的那個自己已經死去。美拉德‧霍威爾（Maillard Howell）出生於千里達，後來獲得獎學金，就讀莫爾豪斯學院（Morehouse College），之後搬去布魯克林，逐步躋身中產階級。他曾做過零售、銀行、藥廠業務等工作，每次換新工作，福利與薪資都比前一份工作更高。但是就在他年薪達到十萬美元、擁有安全感之後，他才意識到，自己已經成了組織的奴隸，整天做著無趣乏味的工作。於是他決定辭職，領光退休帳戶的存款，開了一家「混合健身」（CrossFit）健身房。「我必須挽救自己的人生」，他說，「我和以前那個只懂得追逐金錢的自己說再見，現在只想追求自己的熱情。」

或許最重要的是，說過內在生命已死的人幾乎都有提到，從此他們沒那麼害怕真正的死亡，也更願意冒風險，堅定地活下去。

不論人生地震發生的原因是什麼，「第一個餘震」指的是我們真實感受到地震帶來的毀滅性衝擊，因而促使我們尋找新的生活方式。

（摘自《人生故事專案：我們如何與生命中的意外動盪共舞》，行路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