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六年春，我負笈廣州。到那年秋季，考進了中山大學屬於文學院管轄的「預科甲組」。功課並不繁難，只是因為當時時局不安定，大家都不能安心讀書，我讀了一年，就轉學到上海暨南大學去了。

在廣州住了一年多了，上課的時日並不多，但我到圖書館去的時間反而多了起來。這一年多的時間，老實說，能夠稍有所獲的話，無非是在圖書館裡鑽研得來的一點點成果罷了。

記得那年開學時，中山大學請來了一個肥頭胖耳的大塊頭。他有一頭蓬鬆的亂髮，一對玳瑁的羅克式的大眼鏡，他經常穿著那時最流行的大翻領的ABC襯衫，沒有打領帶，外面罩上一套白嗶嘰西裝，那副形容，說起來就是那類不修邊幅的典型，但卻顯出了與眾不同的風度。他似乎永遠是那麼滿頭大汗，跟你說不上三兩句話，便要掏出一方潔白的手巾揩抹他的汗珠。他老是坐在中大出版部附設的民俗學會內，埋頭伏在室中央的一張大方桌上寫著什麼。而我那時也最愛購讀民俗學會叢書，每出一本，便購置一本，譬如鍾敬文、容肇祖先生的著作，我幾乎都先後讀過不少。因為我那時是十五、六歲的孩子，求知欲暢旺，因此常常到那方小窗口去買在別處便買不到的那些「冷門書」，因此也就漸漸地引起那大塊頭的注意。

有一次，我到那裡去買鍾敬文的《民間文藝叢話》這本書時，那個大塊頭突然把執著的筆桿放了下來，回轉身來朝我說：「你在本校念哪一系的？」

「預科甲。」我坦然地說。

「你是華僑生麼？」他說。

「是的，我是從馬來亞回來的。」我說。

「難怪你會說普通話咯，」他說，「廣東話你會說麼？」我點點頭。

「我們出版的書，你差不多都買光了。」他說，「你喜歡研究民間文學麼？」他簡直像是向我作口試，我知道他是個教授，但我沒有上過他的課，也不知道他到底是誰。

「你對我們的書，有什麼意見？」他又說。

「我覺得這些書的內容很好，很合胃口，只是書本的版式太大，像一塊大方磚，躺在床上不容易看。」我說。

他笑起來，然後又說，「一點不錯，可是這些書並不是供消遣的，搞學問怎麼可以躺在床上搞的？」他的話說得很幽默，接著又說下去，「照你說來，那麼我們的書版式並不會不對的。」

「封面也太隨便了，只是幾個藍色字，一點也引不起美感。」我說。

「那麼你為什麼要買這些書呢？」他說，「可不是為了是我們的教授的著作？」
我點點頭。

「你說的一點也不錯，」他說，「這些書的內容和作者吸引了你，並不在乎那張封面，可不是嗎？」

對著這樣的一個生公，我這塊頑石是沒有辦法不點頭的。

「做人也應該這樣，要樸實無華才好。」他說。

我光著兩隻眼睛聽他向我說話。

他看我沒有說話，才又轉換了話題說：「你如果喜歡看有歷史性的資料，我們這裡有的是，有空可以進來這裡看的。」

我唯唯地應了幾聲，然後才把本放在窗口邊沿的《民間文藝叢話》拿走了。後來我問了問那些「老中大」，才知道那個大塊頭就是大名鼎鼎的五四運動健將傅斯年先生。

「提起此馬來頭大」，傅斯年先生那時也不過是二十七八歲的青年，剛從英國留學回來。就在革命策源地的廣州中山大學當文學院長，兼授文史功課，主持了出版部出版民俗學會的叢書。（上）
（廣西師範大學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