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文隆

中國近代史的動盪，牽連著國運與家庭，所有國民莫不受到內外交逼的影響，即使是出世的佛教徒也不例外。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之後，全國的佛教團體組織成立中華佛教總會，而後在一九二九年更名為中國佛教會，由圓瑛法師出任理事長。

進入一九三○年代，正是中日衝突日益劇烈之時，九一八事變爆發後，圓瑛法師領導的中國佛教會發表了〈中國佛教會為日本侵略致彼國佛教界書〉，譴責日軍「占領中國領土，殘殺中國人民」的罪行。七七盧溝橋事變爆發之後，圓瑛法師更召開中國佛教會理監事緊急會議，號召中國佛教徒積極參加抗日救亡運動。

他不忍黎民受苦，不僅曾在上海發起啟建丙子護國息災法會，請出在蘇州閉關的印光法師赴滬說法，號召全國佛教徒奮起抗日並募款，還在上海擔任中國佛教會災區救護團團長，呼籲蘇滬佛教青年組織僧侶救護隊，投身前線參與救護抗日傷患的工作。這期間，圓瑛法師把圓明講堂闢為難民收容所，又成立了佛教醫院、掩埋隊，從事救護收容工作。

一九三七年十月，上海戰事漸趨不利，圓瑛法師率領救護隊內撤武漢。當時局勢緊張，救護隊經費無著，圓瑛法師接奉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函示，囑他將救護隊交付其他法師領導，到南洋募化救護隊經費。

圓瑛法師乃於同年十一月中旬由弟子明暘法師隨侍，帶著林森的三封親筆函下南洋，到訪新加坡、吉隆玻募捐，藉講經說法的機會宣傳救國道理，提倡「一元錢救國運動」。不僅廣大僑胞踴躍捐輸，並得到僑領胡文虎、文豹兄弟、李俊承及吉隆玻中華總商會會長黃重吉的大力支持，成果頗豐。返國之後，仍回上海租界內的圓明講堂。

一九三八年十月，日本憲兵隊扣其抗日罪名，押往日軍憲兵隊審訊。圓瑛法師在獄中除應訊外，每日結跏趺坐，提起慧照，觀照身心皆空，置生死於度外，了無掛礙，明暘法師也陪著受拘兼旬。是時上海佛教人士極力營救，日軍也懾於圓瑛大師在國內外的聲望不敢加害，於同年十一月十日釋放。事後，圓瑛法師仍住圓明講堂，閉門謝客，專事著作。

圓瑛法師出訪時，太虛法師與章嘉活佛則在重慶負責組織中國佛教會臨時辦事處，繼續籌辦僧侶救護隊、傷兵慰勞隊等，並發表〈通告全國佛教徒加強組織以抗倭書〉。

一九三九年九月，太虛法師獲得政府資助，組織佛教訪問團，赴暹羅、英屬緬甸、錫蘭、印度等地，宣傳抗戰主張，爭取國際支持，呼籲包括日本在內的全亞洲佛教徒聯合起來，制止日本軍國主義的暴行。

太虛法師率團回國後，其弟子慈航禪師續留馬來半島奔走弘法，在他的勉勵和感召下，不少熱血華僑青年毅然回國參軍。

抗戰期間，弘一法師與圓瑛法師分別提出了「念佛不忘救國，救國必須念佛」和「國家存亡，匹夫有責；佛教興衰，教徒有責」的主張。太虛法師也說，「與阿羅漢之求解脫安寧不得不殺賊，佛之為建立三寶不得不降魔」、「佛必降魔，方能救世；僧應護國，乃可安禪。」強調佛教與國家之間的關聯，並主張念佛與救國並不衝突。

六祖惠能曾開示：「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中國佛教出世不離世、入塵不染塵，從抗戰期間諸多高僧的主張中，亦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