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嚴陽

司馬光在《資治通鑒‧唐紀十九》中提到，唐高宗李治於乾封元年（六六六）封禪泰山後，又想封禪五岳，並於永淳元年（六八二）在嵩山南面營造了奉天宮，做好了相關的準備工作。監察御史李善感卻對此持有嚴重異議。

他以為，近年來糧食歉收，餓死的人到處都是，四夷交相侵犯，兵車連年出動；作為皇帝，眼下應該做的是恭敬靜默地思索治道，以消除上天降下的災害，但朝廷卻反其道而行之，讓老百姓十分失望。作為國家的耳目，他對此感到深深的憂慮。

雖然唐高宗並沒有採納李善感的諫言，但也寬容了他的諫言。而最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後面的幾句話：「自褚遂良、韓瑗之死，中外以言為諱，無敢逆意直諫，幾二十年；及善感始諫，天下皆喜，謂之『鳳鳴朝陽』。」

褚遂良與韓瑗都曾經官至宰相，同時也都是敢於諫言的大臣。比如說，當年唐高宗打算廢掉王皇后，另立武則天為后，他們兩人都曾竭力反對。但或許是因為在他們之後，再也沒有那樣資歷的臣子了，加上唐高宗面對臣子的諫言，沒有他父親唐太宗李世民那麼積極與熱情，所以，像褚遂良、韓瑗那樣能夠大膽諫言的臣子寥寥。

沒有了臣下的大膽諫言，皇帝的耳根固然清淨不少，但是否會犯下更多錯誤？或者犯了錯也很難及時得到指正？如此這般，國家和社會是否會出現隱患？儘管大唐王朝從外部看來依然光鮮，可內裡是否不斷被蛀蝕，正面臨傾覆的危險？

這些，唐高宗未必有所警覺，但「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大唐的百姓卻看得一清二楚。所以，當李善感勇立潮頭，向唐高宗發出諫言時，因為看到了希望，所以「天下皆喜」，並稱之為「鳳鳴朝陽」──鳳凰在晨光中鳴叫，比喻有高才的人得到發揮的機會。

而另一方面，唐高宗雖然在納諫方面做得不如他的父親唐太宗，比如提出諫言的臣子往往予以重賞與重用；但也很少加罪於他們，使得言路不致閉塞，少犯了不少錯誤，比如封禪就到泰山而止（嵩山因病終止，其他未進行）。

在唐朝皇帝中，唐高宗李治算是有一些作為的，或許，他對「李善感們」的諫言表現出了一定的寬容，也是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