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經》有「天地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的話，這「留一不用」的用意，就是「且留一餘地」也。這思想從來就深深地影響著國人的日常行為，大者如治國平天下的理念，就是「濟弱扶傾」繼絕世開太平的表現，所以，中國的崛起有什麼「威脅論」之可言？小者如寫一封信、畫一幅畫，都懂得空出「天頭地廓」的留白；我們什麼時候看過填滿畫幅的國畫？什麼時候看到塗滿天地的信函？江湖上不有一句「光棍打九九，不打一百」的話嗎？

《易經‧否掛‧九四爻》的爻詞說：「有命，無咎，疇離祉。」意思是說：「九四處在群陰之上，領導群陰，所以得遂志行，當然無咎；不但無咎，且有錫命賞賜，而群陰也因為附著了九四，得以福祉綿綿。」九四是陽爻，代表君子；群陰，代表小人。君子而領導小人，所以能吉祥滿滿！

清朝學者王船山氏讀到這裡，很感慨地說：「當小人之世，一個剛剛進入社會、團體的人，往往很難出頭，非逼的他鑽營、走門路不可。這時的所謂君子，若不能接納他、引導他；那只有把他推向小人的陣營，不但毀了他，更且壯大了小人的聲勢，又給自己添了無比的麻煩。譬如東漢時候的范孟博，只因一己的嚴厲不能曲諒人情，來挽回匡救；遂激成了黨錮之禍，而搞得君子、小人兩敗俱傷，最後連國家都賠了上去。不是冤哉枉也得很嗎？」

范孟博，就是范滂。《後漢書》卷九十七〈范滂傳〉寫他寧折不曲的秉性、嚴整小人的作為是：

（范滂）為太尉黃瓊所拔擢，其後皇上詔命為三府掾屬以察辦官吏良窳，范滂一舉彈劾了刺史二千石權豪之黨二十餘人。尚書責問何以彈劾這麼多人？以為他有假公濟私之嫌。

范滂說：「臣所舉奏的人，如果不是太過叨穢姦暴，深為民害之輩，哪會拿他們的臭名來污穢我的簡札呢？古人說：『農夫去草，佳榖必茂；忠臣除姦，王道以清。』如果我所糾彈的人沒有罪證，甘受顯戮！」

於是，他的聲名一夕爆紅，他便更加地雷厲風行，史說：「滂在職嚴整疾惡，其有行違孝悌、不軌仁義者，皆掃跡斥逐，不與共朝酘酘郡中中人以下莫不歸怨，乃指滂之所用，以為『范黨』。」

黨錮之禍，就這樣行成了；他卻還不覺悟，還振振有辭地抗聲說：「臣聞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污，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為黨！」終被殺，死時才不過是三十三歲的青年。可惜嗎？但是，後漢也跟著亡了呢！

其實，何止范氏？漢朝的蕭望之之於鄭朋、華龍，也是同一顯例。《通鑑》卷二十八記其事，說：「當時劉更生（其後改名為向，和他兒子劉歆同是漢代有名的經學家，並稱「向歆父子」）、蕭望之、周堪等一班君子，常為朝廷推薦名儒茂材，以為諫官；「稽人鄭朋私底下透過關係，也想攀附蕭望之等。他告訴蕭望之說，你只要能重用我，我可以幫你做到周、召二公的相業。但是，他的品性實在太差了，乃被蕭望之、周堪等拒絕了；他便挾怨投到弘恭、石顯的陣營去，開始了翦除望之、堪、更生等的行動。」

《通鑑》接著說：「弘恭、石顯等羅織了蕭望之的些許罪名，並算準了望之平素高節自許的性格，而寧死不受詘辱；乃建議皇上，說：『蕭望之的罪咎儘管不大，卻有辱官箴至極，非得讓他在牢房裡懺悔懺悔不可。』皇帝說：『蕭太傅的個性那麼剛直，受得了這樣的詘辱嗎？』石顯說：『生命可貴，難不成還死給人看嗎？』於是，全案移送法辦，蕭望之果然服毒而死。消息傳來，皇帝為之涕泣不食，哀慟左右地說：『是殺了朕的賢傅！』弘恭、石顯等惺惺作態地免冠謝罪而已。」

宋朝司馬溫公激憤地說：「甚矣孝元之為君，易欺而難悟也！夫恭、顯之譖訴望之，其邪說詭計酘酘在中智之君，孰不感動奮發以厎邪臣之罰！孝元則不然，雖涕泣不食以傷望之，而終不能誅恭、顯酘酘如此，則姦臣安所懲乎？是使恭、顯得肆其邪心而無復忌憚者也！」

這樣看來，不能為人留一餘地，不但自己身死，漢朝也從此步入了衰亡之途！所以，王船山慨嘆地說：「處承宣之位者，不得嚴立清濁之辨，而錮其嚮化之情，所以收攬人才，使陽得與而陰自孤。此君子體國用人，道之當然也。」

留餘地，就是讓出可資迴旋的空間，萬不可逼人至絕境，尤其有關治國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