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嚴陽

明人陸容的《菽園雜記》卷八有這麼一段文字：醫士劉溥，字原博，博學能詩。畫士范暹，字啟東，讀書善談。二老皆蘇人。在宣德、正統間、館閣諸公皆愛重之。原博僅官太醫吏目（在太醫院里僅僅位居最低一級的醫士之上的「御醫」），啟東終身布衣（百姓）而已。意者當時士人皆知自重，不肯干人，當道亦不肯以名器私其所厚而然邪。

所謂「館閣」，指的是分掌圖書經籍和編修國史等事務的機構。在明代，其職能移歸翰林院，所以翰林院也稱館閣。就翰林院來說，雖僅是五品衙門，但由於集中了大量人才，如明代規定殿試的一甲進士三人直接入翰林之制，狀元授修撰（從六品），榜眼、探花授編修；同時它也是培養高級文官的搖籃和涵養高層次學者的場所，所以其影響力是毋庸置疑的。

在這一機構中工作的「諸公」們說話，尤其在舉薦人才方面，顯然有一定的分量。可與「館閣諸公」關係甚好的這兩人，竟然沒能從與後者的交往中得到多少好處。這，是不是有些奇怪？

陸容的分析是這樣的：應是當時的「士人」都知道自重，不願意為「晉身」而去求人；與此同時，那些居於一定位置的人也不會拿公務之便，私自授予他們所看重的人。

文人懂得自重並努力保持道德的高潔與其在人前昂揚的形象，才有可能贏得別人的尊重乃至敬重。反過來說，為了一官半職低聲下氣、四處求人，即便求得了一官半職，如果讓人知道你這官職是怎麼來的，還會有誰看得起呢？

所以，李白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才能贏得古今眾人的共鳴，成為無數文人的座右銘。

當然，我們不能不正視的是，為了政治上的「進步」，現實生活中，不惜低眉順眼乃至犧牲自己人格的人也不少。可對於這樣的人，即便他上去了，又有幾人能正眼看他，發自內心尊重他？

同時，居於一定官位上的人，積極向上級舉薦人才是應該的，但假如僅是因為跟自己有交情，從他那裡得不少的利益，我們就拿官帽輕易送人情，或者說是「力薦」，那無疑是「包藏私心」，是對社會、國家的不負責任。

總之，「皆知自重」與「不肯私厚」是一枚硬幣的兩面，無論是對保持人際關係的純潔性，還是對保持「官場」的純潔性來說，兩者都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