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是中國封建社會最後一個王朝，中國古典詩歌到清代亦終於進入了總結期。由於清代之前既有唐、宋詩的「好榜樣」在，亦有元、明復古的失誤在，使清代詩人可以吸取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以調整自己的創作方向，並在藝術上開創新的局面；由於清代二百六十餘年的歷史，政治風雲之激蕩，詩人生活遭際之複雜，思想觀念之變革，都是前所未有的，使清詩具有了空前豐富的創作題材與主題；由於清代詩人重視學問，素養普遍較高，很多人有明確的詩學觀念與審美追求，使清代的詩歌流派紛呈迭現，蔚為大觀，不僅超越元明，亦非唐宋可比。其他不論，僅此三點就足以形成中國古典詩歌經歷元明之低谷後的新高潮，以「中興」之局顯示出古典詩歌晚霞滿天的壯觀。以數量而言，清代歷史不及明代長，但詩人卻遠比明代多。
徐世昌編《晚晴簃詩匯》收清代詩人六千餘家，而這還遠非清詩人的全部。清詩人不僅數量大，其中大家、名家之多亦非元明可企及，整體質量可上追唐宋。下面只能擇其要者略作評述。
關於清詩史的發展有前、中、後三期分法，也有清初、乾嘉、鴉片戰爭前後、晚清四期分法。本文採用四期分法對清詩略作評介。下文各期所標年代只是便於讀者有個具體年代概念，不可作絕對化的理解。有不少詩人身跨兩期，被劃入某一期只是就其主要創作期而言。
 清詩初期大致包括順治、康熙二朝（一六四四│一七二二）。順治朝詩人大多為由明入清者。此期中國發生了一場巨大的社會變革，朱明王朝的漢族政權被滿族統治者所取代。鼎革時期充滿了血腥，民族矛盾成為清初的主要社會矛盾。於是反抗異族侵略，渴望恢復故國，成為漢民族的意志，堅持操守，成為民族精神。而表現亡國之痛與復明之志則成為清初詩歌的「主旋律」。其深度與廣度均非宋末元初詩人可相比。故順治詩人實以遺民詩人為主力。這是一個龐大的詩人群體，卓爾堪所編《遺民詩》即收錄五百餘人。其著名人物有顧炎武、吳嘉紀、黃宗羲、王夫之、杜濬、閻爾梅、屈大均、陳恭尹等人，難以盡舉。由於明末清初政治形勢巨變的需要，陳子龍曾重舉七子復古旗幟，明遺民亦基本如此。其詩多崇唐學社。杜詩憂國憂民之懷與沈郁悲壯的風格顯然最適於表現其亡國之痛。當然，亦有學習其他詩人風格的。
明遺民詩人首推顧炎武。潘德輿說其於明季詩人「深畏一人焉」，即顧炎武（《養一齋詩話》）。顧炎武具有經世致用的思想，自幼深受「夏夷大防」教育，親身參加抗清復明鬥爭。其詩作以抒發民族感情為旨歸，最工律詩，頗得杜詩沈郁雄渾之神。與顧炎武被並稱為「天壤兩遺民」的吳嘉紀，亦保持操守，不仕新朝，採取的是隱逸的生活方式。其詩以反映家鄉百姓的悲慘生活、宣洩心中憂思為主。其詩亦學杜，但情調淒涼哀怨，嚴冷危苦；與顧氏好用典不同；「胸無渣滓，故語語真樸，而越見空靈」（沈德潛《國朝詩集別裁》）。
 嶺南遺民詩人代表屈大均，與顧炎武一樣投入抗清復明大業，但其詩既學杜，亦學李白、屈原，曾「自謂五律可比太白」（陳田《明詩紀事》卷十一引《廣東詩粹》），論者稱其「祖靈均而宗太白」（宋長白《柳亭詩話》）。這與屈大均任俠好奇之個性相關。其詩想像奇特，善於比興，雄奇驚變，富於創造，與顧炎武的基本寫實迥異其趣。但其民族精神則血脈貫通。顧、吳、屈代表了遺民詩人的不同生存狀態與多樣化的風格。此外黃宗羲則「主張宋詩」，開浙派學宋之先河；王夫之學屈原，善於借「美人香草」言志，皆自具特色。遺民詩人總體成就不可低估。
清初詩壇於遺民詩人之外，則有「江左三大家」錢謙益、吳偉業、龔鼎孳名重一時。三人皆為貳臣，以明臣而屈節仕清，政治上的失足使其人格價值無法與遺民詩人相提並論。但其於清初詩壇的地位十分重要。三人皆江南人，身份亦相類，但思想、閱歷與詩歌成就、影響並不相同。朱庭珍稱「江左以牧齋（錢謙益之字）為冠，梅村（吳偉業之號）次之，芝麓（龔鼎孳之號）非二家匹」（《筱園詩話》），大致不錯。
錢謙益靦顏事清，晚年又悔恨而投入復明大業，情況較為複雜，始置不論。其於詩倡「詩有本」說，性情與學問並重，為明末清初主持東南詩壇的領袖人物，有掃除明末擬古餘習，開創清代新詩風之功，故歸莊稱：「近世錢宗伯始為之除榛莽，塞徑竇，然後詩家趙於正道，還之大雅。」其詩既以少陵為宗，又取法昌黎、香山、眉山、劍南，以博其趣（《晚晴簃詩匯》），與黃宗羲共開清詩學宋之先聲。
吳偉業詩基本學唐代元、白，取其「長慶體」而發展變化為「梅村體」。趙翼曾評為「以唐人格調寫目前近事，宗派既正，詞藻又豐，不得不推為近代中之大家」（《甌北詩話》），堪稱「詩史」，影響亦甚大。龔鼎孳成績不及錢、吳二大家，詩風婉麗，又不乏雄健之什，亦堪稱一名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