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俄國作家托爾斯泰的名著《安娜‧卡列尼娜》，女主角在初稿中被界定為背離宗教與婚姻的墮落女子。但如今世人面對著出版成書，卻無不拜倒在安娜高貴風華的石榴裙下。

托翁的原始創作意圖以確立永恆的夫妻關係為前提，重重地譴責了失貞的婦女。然而作家在推進情節的過程中，卻與新的故事邏輯產生衝撞。

寫作者在依違之間，究竟該聽任文學內在的洞見，私闖入潛意識的邊界？抑或堅持回到原本設定的軌道，循序完成既有的目標？

東歐作家米蘭‧昆德拉在其著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裡嘆道：「小說家不是任何觀念或信念的代言人。當托爾斯泰構思《安娜‧卡列尼娜》的初稿時，他心目中的安娜是個極不可愛的女人，這使得她悽慘的下場顯得罪有應得。但與我們讀到的定稿卻大相逕庭。其間並非托爾斯泰的道德觀念有所轉變，而是他聽見道德以外的另一種聲音，我姑且稱之為『小說的智慧』。」

安娜形象的變化，折射出托翁目光焦點的移轉。作家在智慧之聲的引領下，瞥見了人生實存的複雜處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