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說：「不仁而居高位，是播其惡於眾也。」是今世的寫照；唉，亂臣賊子，哪有不播惡於天下的？禚夢庵先生在他的大作裡慨然說：「他（曹操）才識高人一等，而品行則不及中人；做人的大節既虧，小節亦多不檢。一生行逕，只給後世留下壞影響，這是值得遺憾的！」

曹操，是曹嵩的兒子；曹嵩，是中常侍（俗稱宦官）曹騰的養子。所以袁紹罵他是「贅閹遺醜」，出身如是貧賤，自不必說了；乃因此養成了胸襟狹隘、刻薄寡恩的個性，「他的勇猛精悍，敢作敢為，也許正由於他的出身與一般仕宦不同，無所顧忌。」（禚氏語）這樣的背景而居高位，真是人們的苦痛、歷史的不幸！

而他最為人詬病，給歷史留下罪惡的，莫過於「重才輕德」的政策。譬如：

漢獻帝建安十五年（209A.D.）他下令，說：「春秋時代的魯國大夫孟公綽如果做趙、魏的家臣，當然是一流人選啦；但是，滕、薛雖小，用為大夫，則非亡國不可！因為他有德無才呀！所以，孤（曹操自我稱孤道寡了）所要的，唯才是舉，你們推薦來罷！」

十九年又下令：「夫有品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品行也。譬如：陳平有什麼好品行？蘇秦哪裡是講誠信的人？但是，陳平畢竟是奠定漢朝大業的勳臣，蘇秦終歸是扶起了弱燕的英雄！可見人都有偏短的缺失，卻無妨其成大功業。各部會儘管推介人才來！」

接著，二十二年又下令：「當年伊摯、傅說出於賤人，管仲更是桓公的仇敵，但他們都用之以成就霸王之業；蕭何、曹參位不過縣吏，韓信、陳平負污辱之名、有見笑之恥，照樣成就了開國大業，千載留名。如今就沒有這樣的人才了嗎？只要有治國用兵之術，管他是不是不仁不孝，你們都推舉給孤罷！」

他這樣明目張膽地重才輕德的詔令，馬上丕變、顛覆了東漢三百年的淳風厚俗！清朝大學者顧亭林（炎武）先生，在其《日知錄》裡感慨地說：「夫以經術之治、節義之防，光武、明、章數世為之而不足；毀方敗常之俗，孟德（即曹操）一人變之而有餘！」

其實，毀方敗常之舉，哪裡是始於曹氏？漢武已然！這就是因小失大，不能不留心之處了！《資治通鑑》卷十九載：「武帝元狩三年（120B.C.），上招延人才，常如不足；卻又賦性嚴峻，只要有些小犯錯，雖是素所愛信者，就是殺無赦。」

中大夫汲黯實在看不過去了，便直言極諫地說：「陛下求賢甚勞，卻多未盡其用便已殺卻；試想，以有限的人才，讓陛下任意的殺戮。臣恐天下賢才一旦而盡，陛下還有誰與共治呢？」

武帝硬拗說：「人才，何時何處沒有？只怕領導者不能識才而已！其實所謂才，好比有用之器；有才而不肯盡用，和無才有何不同？這種人不殺，留他做什麼？」

汲黯頓首說：「臣雖不能以言屈陛下，而心猶以為非，願陛下自今改之，無以臣為愚而不知理也。」

果然，不過幾年，已經深感人力不足了；於是，元封五年（106B.C.）乃下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所以不受羈勒的野馬纔能奔踶千里，不遵俗禮的人才始能立功立名。即令州郡太守，仔細訪察吏民之中，有茂才異等的人物，都推薦上來罷！」

這是明白地用才不用德了。這麼一來，他臨崩托孤，只能托給養馬的金日磾和不學無術的霍光之流而已。那麼，王莽的篡漢不是遠有其因了嗎？

每讀《孟子》，至「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說：『我真是高興得睡不著覺啊！』公孫丑問：『樂正子是很強勢的人嗎？』『不是。』『是有大智慧的人嗎？』『不是。』『是見識廣博的人嗎？』『不是。」『那麼，老師怎麼高興得睡不著覺呢？』

孟子說：『他是個好善之人。』公孫丑問：『做官從政，光好善就夠了嗎？』孟子說：『那當然啦！好善之人可以領導天下以臻於善道，何況只是小小的一個魯國呢？要知道，領導者只要存著好善之心，則四海之內都會有不遠千里之遙而來告之以善道的好人；你想想看，一個國家盡是善人為政，這個國家還能不好嗎？反之，領導者不好善、不是個好人，那他一定要自作聰明、自以為是地對勸善之人說：訑（ㄧ）訑（厭惡不耐煩的聲音），我知道了，你不用囉唆了！這訑訑之聲一出、訑訑的臉色一現，馬上把好人距於千里之外；你想，在他身旁的，豈不就只一些逢迎拍馬、脅肩諂笑的小人了嗎？小人當道，這國家還有不亂、不亡的嗎？』」未嘗不掩卷而嘆、而想，這社會倒底怎麼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