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尚智

過去在歷史課本讀到，蘇聯在一九一七年革命後，展現了某種程度的理想主義色彩，欲表示對中國的善意，故一九二四年五月簽署《中俄協議》，宣布自願放棄所有在華特權，以平等精神對華。然而，根據外交史學者的研究，這個說法需要加以補充與修改。

因為《中俄協議》的本質，只是將來雙方開會解決懸案的「大綱」，仍有待在日後召開的「中俄會議」落實。蘇聯在接連取得英國、義大利的外交承認，又與中國、日本建交後，其國際地位日益鞏固，關於中俄會議的考慮，逐漸回歸本國利益的立場。

北京政府不斷催促召開中俄會議，蘇聯則以中國未履行各項條約義務（如接收使館、教產問題），遲遲不肯開會。最棘手的是中東鐵路（以下簡稱中東路）問題，蘇聯本來欲藉由《中俄協議》，重新管理被俄國舊黨掌握的中東路，但此時直、奉交惡，奉方宣言自治，亦成為蘇聯的外交談判對象；因《奉俄協議》的簽署，導致出現與「中俄會議」部分任務重疊的「奉俄會議」。

隨著張作霖掌控北京政局，另一方面，蘇聯對北京政局感到樂觀，認為馮玉祥有相當影響力，而孫中山也到京，種種因素促成兩會的形式合併與加速召開。

一九二五年八月，中俄會議開幕。十月，蘇聯、北京、奉天三方對相關事項組織六個「分委員會」。基本上，奉方的張作霖較為關心路務、航權問題，而且對於北京王正廷的處理方式頗有意見，認為王氏攬權，且王氏素與馮玉祥接近，而俄方代表加拉罕又全力支持馮氏，造成京、奉雙方分歧日深。

商約、債務、路務、界務、航權、特務等六分委員會的談判，多因中俄兩國要求差距過大，導致無法達成實質的協議。

以債務與路務為例。「債務」問題係中國商民因俄國革命，受到的損失巨大，包括生命財產以及中國人民持有大量舊盧布的損失，奉方原本有意以大量賠償作抵，贖回中東路款項，但蘇聯以革命為不可抵抗力、對帝俄及臨時政府各項債務皆不負責，或證據不足等理由，不願賠償。

「路務」問題主要指中東路的交涉。《奉俄協議》將歸還中國期限由八十年縮減為六十年，並在法律上肯定中國政府的贖路權利。但路局行政權始終在俄方手中，奉方最後以武力為後盾，強行收回部分行政權，導致中東路衝突不斷，最後，奉俄交涉中止。

奉張勢力控制北京後，推動反赤，分委員會勉強進行，但是已經不能有實質進展，又因會議經費困難而可能中斷。中俄會議逐步被奉俄會議吸收，奉方對俄採取強硬抵制的手段，包括北京軍警搜查蘇聯使館等。最後，北京政府與蘇聯外交關係實質斷絕，一九二七年四月，中俄會議隨之告終。

總結來說，中俄建交談判時，蘇聯自《中俄協議》放棄所有在華特權的退讓態度，轉為堅持談判新約，以取代舊約，而北京政府以《密件議定書》規範，在新約未完成之前，舊約「概不施行」。然而，中俄會議未能議訂新約，這個空窗狀態，反而使得蘇聯依據暫行協議取得中東路的實質控制權，並且無限期延長，於是懸案依然無法獲得解決，這是一般人很少注意到的歷史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