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兆貴

我國古代的文人士子對山林情有獨鍾，與寺院有著不解之緣。他們往來寺院，大多不是為了修行，而是出於文化方面的需要，或遊覽觀瞻，或聽經禮佛，或吃茶品茗，或詩文唱和，或寄宿讀書。

唐代以降，文人士子往來山林的風氣日盛，並多有寄宿、寓居寺院的經歷。王棟樑先生曾對《全唐詩》中寄宿寺院的題材進行過初步統計，僅含有「宿寺」、「宿僧房」字樣的詩作就有二百四十餘首，涉及一百多位詩人。

宋之問、王維、王昌齡、孟浩然、李白、杜甫、韓愈、劉禹錫、元稹、白居易、杜牧等詩人，都寫過「宿寺詩」。顏真卿曾云「予不信佛法而好居佛寺」，白居易自稱「山寺每遊多寄宿」，王建「喜歡得伴山僧宿」。由此可知，寓居寺院幾乎成為唐代文人的一種普遍習尚。

成名後的文人出入山林寺院，有的是旅途暫住，有的則是專程體驗。在寺院中題壁留詩，既是展露才華、抒懷明志的需要，也是以詩會友、交流心得的需要，一度成為古代文人的一大雅好。對於囊空羞澀的白衣秀士來說，借讀寺院則是他們的最佳選擇。特別是在開科取士的年代裡，讀書如同修行，為了求取功名，苦讀寒窗也就在所不惜了。

科舉大門的洞開，使大批寒士有了與貴族相對平等的競爭機遇，有了改變命運的進身之階。但是，他們畢竟身居下層，不少人甚至一貧如洗，既無緣修業官學，也無力延師教讀或從塾師讀，為求取功名，總要有個習業之所。山林寺院的存在，恰恰為窮困書生提供了一個免費食宿、取讀藏書的好去處，既省卻了資費之憂，又能遠離塵囂，正好專心讀書。

想當年，不知有多少貧寒之士，通過寺院這塊寶地走上科舉之路，進而成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朝野才俊。

由是觀之，寺院對讀書人免費開放，實在是一件功德無量的大好事。更重要的，寺院的這一教育功能，還為後來書院的發展提供了借鑒和模型。

寺院與書院，看起來風馬牛不相及，其實，它們之間大有淵源。

歷史學家嚴耕望曾考證終南山、華山、嵩山、中條山、太行山、泰山、廬山、衡山、羅浮山、九華山、慧山及長安、蜀中、淮南、浙東、浙西、會稽、敦煌等地的文教狀況，提出「書院制度乃由士人讀書山林之風尚演進而來」的觀點。

許倬雲則認為，「唐朝儒生學者有借住寺院讀書的風氣，一則費用省，二則環境清靜。後來儒生自己組織書院，大率沿襲寺院傳統，書院的主講人稱為『山長』，即是山林本色。宋人書院甚至有沿用佛寺『方丈』的名詞者，更顯示佛教寺院的舊慣。」

書院之名雖然早在唐代就有，但當時只是官方藏書、校書之所，其性質相當於皇家圖書館，不具備教育講學功能，宋代以後才開始成為相對獨立於官學之外的民間性學術研究和教育機構。

而這一教研模式的興起，則是以寺院教育為模型。比如書院的選址，同樣是在幽深清淨的山林之中；建設於較早的白鹿洞書院、嶽麓書院、嵩陽書院等即是如此。再如教授方式，同樣是在門戶開放基礎上的自由講學，使學生有機會聆聽來自不同學派大師的見解。

朱熹擔任白鹿洞書院山長時，曾請來心學家陸九淵，以《論語》中的義利觀為講題，講得十分生動，感動許多學生流下眼淚。叢林寺院講究自修、頓悟，書院的教育同樣也注重學生的自學能力。

北宋時已形成十餘所知名書院，最盛時不下二百餘所，在社會生活和文化教育方面產生了相當廣泛的影響。

令人欣喜的是，這種傳統影響還在繼承和發揚。現今書院式教育已被各種形式的研究院取代，寺院格局也在向佛學院以及佛學科研方面演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