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嚴陽

是人，都會犯錯。對於他人的過錯該怎麼對待呢？唐太宗的做法或許可以給現代人一些啟示。

唐人吳兢的《貞觀政要‧卷六‧論杜讒邪》提到，貞觀年間，針對有人上書告發百官之事，唐太宗對房玄齡、杜如晦說：歷朝歷代只要君王懷疑臣下，下面的意見就不會傳達到上面，想要臣民盡忠職守，是不可能的。而小人專以誹謗他人為能事，破壞君臣之間的關係，這對國家非常不利。從今以後，凡有人上書揭發別人的小過失，應當以誹謗之罪論處。

唐太宗對臣子不計小過的做法，自有他的道理。因為一個人只要承擔大事，就不可能不出錯，但依過失的性質，也要有不同的處置方式。比如，出錯有主觀原因，也有客觀原因；有很嚴重的差錯，造成的損失和影響很大的，但也有損失和影響有限，甚至可以忽略不計的。如果過失所造成的影響有限，卻都要嚴厲追究責任，有可能會挫傷臣下的積極性，往後在做事上就會多有顧慮，乃至於讓很多人從此「不求有功，但求無過」。

此外，在現實生活中，也不少專門盯著別人的缺點和錯誤，以打小報告博取上級歡心、謀求個人上升機會的小人。假如對這樣的小報告，每每高度重視，不僅會消耗朝廷太多的資源，而且會讓勤政的官員心寒，讓打小報告者得意。

唐太宗深知一個為人君者不明是非、不辨真偽，就有可能導致君臣之間產生隔閡，進而臣子與他離心離德。一旦出現這樣的局面，對國家的穩定必定十分不利。因此才提出：「自今以後，有上書訐（攻擊）人小惡（小的過失）者，當以讒人（誹謗他人）之罪罪之。」

魏徵做祕書監的時候，有人告發他謀反，唐太宗說：「魏徵過去曾是我的敵人，但這是他基於對自己職責的盡心盡力，所以我還是提拔任用他，現在怎麼會傳出他謀反的讒言呢？」結果唐太宗不去詢問魏徵，反而把告發者處以重刑。之所以對誹謗者處以極刑，有可能這件事已經不是一般性質的「小報告」，而是要舉發他人、致他於死地的大問題，因此，唐太宗的處理方法自然有別於一般。

貞觀年間，由於唐太宗身邊圍繞著一批如魏徵、房玄齡、杜如晦、王珪等賢能的大臣戮力同心為朝廷效力，君臣之間得以共同創立了「貞觀之治」。而這其中，唐太宗對臣下交付信任的做法，無形中也對他們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