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尚智

王笛《街頭文化——成都公共空間、下層民眾與地方政治，1870-1930》（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以成都為個案研究，讓我們看到早期中國城市文化的面貌。

作者指出，基層百姓比其他階層更會利用公共空間作為謀生和娛樂之地，並創造了具有地方傳統的街頭文化。在小商小販、民間藝人、江湖遊民等社會集團之中，首先值得注意成都特有的挑水夫。很多窮人（特別是外地人）以此維生，他們不只從城外把河水運來，也為城市居民（尤其是老人或病人）做雜務，挑水夫在主人的大水缸做「正」字記號，一個「正」字代表五桶水，按月收水費，形成主人與挑水夫的信賴關係。

王笛也注意到婦女在成都街頭的活動。由於陋室陰暗，基層婦女大多習慣在門口一邊做手工，一邊跟鄰人閒聊，而節日慶典更打破了階層與性別的隔閡，各階層婦女有較多的自由可以參與廟會和慶典，一些男性用這個正當機會欣賞精心打扮的婦女。

茶館是成都街頭文化的特色，原因包括：一、成都平原的道路狹窄崎嶇，車夫與苦力需要喝水休息的地方。二、成都井水味苦，不宜沖茶，飲用水多由挑水夫從城外運回河水。三、成都平原的燃料較貴，為節省柴火，許多人到茶館買茶水喝。茶館的興盛造成繁榮的商業活動，譬如理髮匠、肉店、飲食攤、戲班等職業，都會依附在茶館周圍做生意。

成都人自嘲成都有「三多」，「閒人多，茶館多，廁所多」，其中茶館便是當地興盛的城市文化。出入茶館主要有兩類人：一是「有閒階級」，也就是社會上層精英，如官員、地主、文人等，不過，在中國城市中，富人與窮人都可能是無所事事的閒人。二是「有忙階級」，又細分為三類：一是把茶館當作舞台，如戲曲藝人。二是把茶館借為工作場所，如算命先生或江湖郎中。三是以茶館當作市場，如待雇的苦力。

茶館除了提供閒聊交友、表演舞台、市場交易等社會功能之外，並有社會調解的功能，即「吃講茶」，糾紛的雙方邀請地方德高望重的人物，到茶館做裁判。王笛甚至把茶館稱為「半民事法庭」，因為一般人在茶館這種人潮聚集的公共空間都會盡量保持理性，能夠避免糾紛惡化。

有意思的是，除了王笛的研究以外，我們發現抗戰時期遷徙至四川大後方的大學生，也有上茶館的風氣。齊邦媛在《巨流河》說，武漢大學男生宿舍旁邊有茶館，不少男同學的功課、交友、下棋、打橋牌、論政都在茶館，沒有女生敢一個人上街閒逛，也不敢上茶館。但是齊邦媛的學姐楊靜遠，在其《讓廬日記》的描述則不同，楊靜遠會因為有男同學作陪或集體活動而去茶館。

由此可知，成都的茶館不只有飲食或消費文化的面向而已，甚至具有社會調解等多元功能，難怪成為這座城市的文化象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