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湯崇玲

荷蘭畫家哈勒曼特作品〈羅馬玻璃瓶裡的山楂漿果〉，迎著光，鮮紅欲滴的山楂最令人驚豔，顆顆珠圓玉潤、姿態橫生，但與之相對的卻是支撐起滿把豐盈的枯枝與其三五黃葉。

孫犁亦如是，以多病多愁六旬之身，在人生下半場寫出名山之作。

孫犁（一九一三—二○○二）原名孫樹勛，河北安平人，對日戰爭爆發就參加抗戰，在延安時即有文名，其早期作品在思想與人物塑造上稍嫌膚淺扁平，但純淨溫暖的文字、若有似無的情意仍為戰爭時代帶來水鄉的潤澤，是荷花淀派創始人。

早期小說代表作品《荷花淀》中，最佳的場景，莫過於幾個女人找不到參戰的丈夫，正划著船「在心裡罵著自己的狠心賊」，卻看見日本大船緊追在後；女人們駕著小船「活像離開水皮的一條打跳的梭魚」，船「就像織布穿梭，縫衣透針一般快」，「最後，努力的一搖，小船竄進了荷花淀。幾隻野鴨撲楞楞飛起，尖聲驚叫，掠著水面飛走了。就在她們的耳邊響起一排槍聲！」孫犁為這險惡的一幕寫出形象化的詩意與美感。

作家「十年荒於疾病，十年廢於遭逢」，憂鬱症與文革使他擱筆二十年，但病與苦，卻使他在之後的十六年間，誕生出《耕堂劫後十種》，十本書，本本帶著生命的重量。

〈亡人逸事〉寫妻子過世前，仍為他當年送她兩丈花布而感到幸福，文字樸素，情意十足，但孫犁不以好丈夫自詡，他自承「有許多事情對不起她……在夫妻情分上，我做得很差。」〈無題〉更化身為男主角，為自己「壯年遠行，背井離鄉，拋捨老父老母、青春髮妻、幼小兒女」而懺悔、痛苦，甚至為死後將面對亡妻責難而恐懼。

歷來男性作家少有如此坦承者。

論及文革，孫犁確實寫了許多人與事，如江青時代的紅人〈王婉〉，寫她在延安時的熱情與大方，寫她丈夫被定為反革命分子、夫妻被迫離婚，寫她帶著蘋果來探望，孫犁與她相對默然，寫她在文革初期臥軌，寫她蒙江青重用，最後寫她自縊身亡。好友說孫犁寫王婉筆觸極輕，似是不忍批判，「仍然是有感情的」。

老人從不美化自己，〈一九七六〉藉老革命變成反革命的老趙自況，自殺沒成漸漸跟眾人一樣小奸小惡偷東西，靈魂不知不覺沉淪了，「只有在夢裡，他才好像清醒著，在白天，他是麻木不仁的。」孫犁點出人在囧途不只面對外在險惡，更有內在道德危機，他寫道：「文人並無力擺脫他所處的時代。也不是每個文人，都能善處自己的境遇。」如此深切的悔改難道不是真正的良善？

孫犁老年絕交息遊，但〈春天的風〉描寫一位有精神宿疾的女孩敲開他家大門，老作家放下筆聽她說話、鼓勵她，與她分享過去生病種種以慰解女孩。事後自言：「今日雖稍誤作業，然能安慰一有病女郎，較之文事，其意義為大矣。」其心柔軟寬闊可見一斑。

晚年孫犁不只寫真寫善也寫美，太湖的〈黃鸝〉之美是一種極致，「他們啼叫，是要伴著春雨、宿露；他們的飛翔，是要伴著朝霞和彩虹的。」其美富意境，生命與自然和諧為一。

〈殘瓷人〉亦見孫犁對美的用心，他悉心修復被砸破的小瓷人，但修好後卻不忍賞玩，因為一生經歷太多殘破了。

很想安慰孫犁，殘破是無以避免的，或許家國、文化，甚至我們自己，都需要經歷破壞，於是我們可以在重建的過程中成長出新的反省、新的眼光與新生命。

劫難中那修復殘瓷之心如此美好，那在老邁苦難中所生出的篇篇佳作在光中搖曳生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