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嚴陽

貞觀八年（六二八），唐太宗對臣子說了一段話：身為國君，說話應該謹慎，與普通百姓有別。當年隋煬帝第一次到甘泉宮，秀麗的山水泉石讓他十分滿意，但他卻怪沒有螢火蟲，便下令讓人捉一些螢火蟲到宮中來供晚上照明用。於是，主管部門馬上派了幾千人去捕捉，不久即從各地送了五百車螢火蟲到宮中。（唐吳兢《貞觀政要‧卷六‧論慎言語》）

在封建時代，皇帝的話被稱作「聖旨」與「金口玉言」，哪怕是不經意的一句話，都是有可能被當作「令箭」而層層下達，速速落實或辦理。如隋煬帝一句「捉取多少於宮中照夜」，最終勞動的人馬居然達幾千人，送來的螢火蟲更是有五百車，這其中所消耗的人力、物力我們可想而知。因此，唐太宗不只是痛心，而且觸發了這樣的聯想：「小事尚爾，況其大乎？」大意是說，區區小事尚且如此，更何況那些重大之事？

鑑於帝王身分的特殊性，說話委實應該適當注意。

唐太宗之所以認為身為國君說話應該謹慎，更多考慮的是，如隋煬帝那樣做，必定會加重有關部門的工作壓力與老百姓的負擔──僅為了他一句甘泉宮中晚上照明，就勞動了那麼多的人馬，如果我們權衡經濟，其照明的成本是多少？如果把花在這上面錢，用在改善民生上，用在扶助特殊人群上，那麼，可以解決多少人的問題？

此外，為迎合上位者而去捕捉大量螢火蟲，所造成的絕不僅是人力、物力上巨大浪費，還有可能造成無數生靈的傷害。以唐太宗悲天憫人的性格，恐怕不忍因不經意的一句話而去傷生害命，因此對此類荒唐之舉及時予以喝止，也是他能力所及之事。

相較於前朝，生活奢靡或者說極度鋪張，正是導致隋王朝覆亡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唐朝與隋朝，就時間而言，可謂「殷鑒不遠」。

所以，著名的諫臣魏徵曾說：「人君位居四海之尊，行為如果有所虧失，就如同日食和月食那樣，人人都能看見。陛下的確應有所警戒。」也正因為唐太宗自身有謹言慎行的自覺，而他身邊又有這樣的臣子時常給予諫言，所以，他才會成為中國二千多年封建社會中少有的明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