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獲得新聞局頒發的獎勵金，計畫捐出作為獎勵國內新銳導演之用，這樣獎掖後進的作法，應能使國內電影傳承。

這讓筆者想到以《最遙遠的距離》在威尼斯影展，得到國際影評人周最佳影片的導演林靖傑，一部拍了五年的電影，即便曾得到新聞局輔導金，但他還是得舉債數百萬，才能完成作品，可見在台灣電影工作的艱困，而李安的義舉也印證這種情形，但政府除了收割台灣之光，及頒發獎勵金錦上添花，卻看不到積極培育新銳導演的企圖。

李安捐出的獎勵金對他而言，或許只是區區之數，卻能在台灣製作一部半的《最遙遠的距離》，看看台灣電影屢屢躍上國際舞台，卻還要一個台灣出身的國際大導贊助新銳導演，難道政府不汗顏？

李安捐出獎勵金，不啻是摑了政府一記耳光，但能否打醒政治重於文化的昏聵，恐怕不容易，因為許多政客只是利用紀錄片大作文章，尤其近幾年若不是政客加持，台灣許多紀錄片的知名度、能見度就無法提高，可見國內對電影文化的重視程度，遠低於粗鄙低俗的政治文化，更將電影文化視為政治附庸，這才是台灣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