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逸鴻

淡水開港通商一事，對台北經濟的影響非常巨大，其中關鍵尤其在於茶產業的開發。

茶文化在中國和日本都有悠久的歷史，西方則是到了近代才出現以英國為代表的紅茶文化。英國在殖民地生產茶葉與砂糖，再運回國內。英國的紅茶文化散布到歐美各國之後，形成了龐大的國際市場，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當淡水在同治元年（一八六二）開港通商，台灣的茶葉，特別是台北地區的茶，自然一躍而上，順勢進入國際市場。

台北地區氣候溼潤，非常適合栽種茶樹，在清代早期就有漢人自福建移植茶樹，在台北地區種植。同治五年（一八六六），英國商人杜德（John Dodd）引入了福建安溪茶在台北種植，並成立寶順洋行，在台北設置烘焙廠，生產烏龍茶，並且在同治八年（一八六九）將產品以「福爾摩沙茶」的名稱銷售到美國，大受歡迎，開啟了清末台灣茶外銷國際市場的貿易。

茶葉的利潤很高，因此迅速成為各商行投入的熱門產業。除了洋商之外，台灣、廈門、廣東、汕頭等華人商行也紛紛投入茶產業，而且成長迅速，勢力很快就比洋商還要壯大。當時，洋商主要經銷烏龍茶到歐美，華商則經銷包種茶到南洋各地。從同治七年（一八六八）到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也就是大約從開港通商到日治之前，茶葉出口高達台灣出口貿易額的一半，而政府的收入有百分之六十來自貿易稅收，可見茶產業的規模與重要性。台北地區就在如此時勢中，躍升成為台灣經濟中心。

茶葉的生產需要耗費大量人力。先由茶農種茶、採茶，經過曬、翻、炒、揉、烘、篩等粗製過程，先製成毛茶，再轉售到精製茶館中，經過加烘、篩、揀等過程，成為烏龍茶，主要市場是美國。如果是包種茶，因為是帶有花香的茶，因此再製時要放入花朵來烘焙，使花香能夠滲入茶葉之中，完成後還得把花朵挑出，並與一定比例的烏龍茶混合，成為包種茶，主要銷售市場是南洋一地。

烘焙茶葉需要經驗和技術，每逢產茶季節，往往要從福建聘請熟練的茶工來台北製茶，甚至一直到日治初期，都是如此，每年渡海來台北的茶工可多達五、六千人。

日治初期，台北曾有土匪作亂，其中有人假扮茶工，使得當局下令禁止清國工人來台，此令卻造成了大稻埕茶商的恐慌，聯名上書陳情，最後當局順應民情，特許茶工來台，讓台北的茶葉能夠順利生產。

另外，裝茶葉的木製茶箱也必須由工廠專門生產，茶箱內還要放入錫紙以隔絕溼氣，同時放入鉛條，讓運送時能夠保持穩定，茶箱外還要彩繪圖案和商標。全部完成後，再販售給洋行輸出外銷。

總而言之，茶產業在北台灣提供了許多工作機會，每年三到十月是製茶旺季，分為春、夏、秋茶。每當製茶時節，大稻埕路邊、騎樓內都坐滿了揀茶工，成為因茶產業興盛而產生的特殊景觀。

到了日治時期，在日本政府強力操控下，外商洋行逐漸退出台灣，改由日本商社掌握茶產業，其中規模最大者為三井商社，主要以機械化工廠生產紅茶。茶葉在日治時期前十年仍然是重要的外銷產品，不過比重逐年遞減。然而，日治時期台灣最優良的烏龍茶和包種茶，仍舊產自台北地區，因此讓大稻埕得以出現像李春生、陳天來這樣的大茶商。

（貓頭鷹出版《圖說清代台北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