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尚智

抗戰時期的婚禮頗有戰時特色。時任浙江大學校長的竺可楨，在日記就有多次為學生證婚的記載。如一九四五年一月六日中午十二點半，為該校畢業生梁紋生在社會服務處擔任證婚人，「儀式極簡單」，到場賓客不多，下午二點解散。竺可楨後來開玩笑說，「證婚成為大學校長的副業」，政府應該比照律師、醫師等准許掛牌，用來獎勵年輕人多加生產。

另外，曾祥和教授在一九四六年結婚，當時在鎮江的大旅館宴客，由於正值戰後復員的過渡階段，許多機構學校還在重慶搬不過來，所以只請一桌宴客，她還穿了白紗禮服，與夫婿沈剛伯到照相館拍照。

我們雖然對戰時婚禮有簡約的印象，但仍有奢華婚禮的特例。如李丹柯教授在〈女性，戰爭與回憶：三十五位重慶婦女的抗戰講述〉中，提到一個有錢人家嫁女兒的故事，因為夫家極為富有，在抗戰期間壟斷中國西南地區的染料業，因此，迎娶的隊伍是由兩個樂隊及十八頂花轎組成，長達一里，婚禮在大飯店的入口大廳舉行，證婚人是重慶市副市長，全市有數百位重要人士參加。她在口述歷史表示，抗戰對他們家的生活沒什麼太大的影響，婚後的主要工作是陪有錢太太打麻將與參加舞會，空襲警報時，還要把麻將桌搬到私人防空洞裡。

根據呂芳上〈另一種「偽組織」──抗戰時期婚姻與家庭問題初探〉（收入《民國史論》上冊）的研究，戰時婚禮具有幾個特徵：首先是大批人口因戰爭遷徙到西南大後方，年輕一代的婚姻圈擴大，夫婦來自遙遠的兩地結合，於是北平男性可能與重慶女性成婚。其次，由於戰時物資缺乏，婚禮崇尚簡化或克難精神，許多地方的傳統婚禮原為宴客三天以上，縮短成一天或一頓飯，甚至是一次簡單的茶會。另外，親友餽贈賀禮或包禮金的習俗，原有周濟戰時經濟困難的新人成家立業的心意，在抗戰時期更加普及。由此可見，抗戰時期的婚禮已有今日婚禮之雛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