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宗懋圖文館提供

1936年底，中國內外局勢緊繃，已到了一觸即發的地步。日軍對華侵略無所不用其極，不僅在華北製造傀儡，在華日軍的行動已非東京方面所能全盤掌控，因此各種侵犯所引起的武裝衝突頻率日高。

在國內，表面上國民政府圍剿紅軍的軍事行動取得了重大勝利，共產黨被困在陝北一塊小地方，面臨著最後一擊，然而國人對內戰的不滿亦達到極點，尤其國民黨軍隊內部看法不一，嚴重分裂。

1936年12月12日，國民黨將領張學良、楊虎城扣留了蔣中正，實行兵諫，要求停止剿共，聯合共產黨共同抗日，此即為轟動海內外的「西安事變」。事件最後和平落幕，張學良以個人終身軟禁的代價，換得了中國政治的整合，中國人心大振，國民政府聚集在南京的軍政人員咸感到民族聖戰的時機已經降臨了。

儘管如此，中國仍然有少數的消極分子，對抗戰公開表示悲觀。「西安事變」之後，汪精衛返京，言論詭異，立場飄忽。1937年7月7日，蘆溝橋槍聲響起，17日，蔣中正在廬山發表抗戰聲明，中日全面戰爭終於爆發。

「西安事變」和平落幕

1936年12月底，「西安事變」結束，蔣中正由張學良親自護送回南京，國民黨在全國各地發起慶祝蔣中正安然返京的群眾集會。圖為南京市街頭的擁蔣遊行。

汪系人馬的集結

1937年1月，汪精衛返抵南京，支持者前往車站迎接。儘管汪精衛與蔣中正權鬥多年，但真正立場常飄忽不定。寧漢分裂時，汪精衛一度與共產黨合作，儼然是國民黨左派的領袖，但此後又採取極端的反共立場，而且不時對日本發出妥協的聲音，對中國人抗戰的力量缺乏信心。與蔣鬥爭失敗時，汪精衛慣用的方法就是出國避風頭，其缺乏原則與意志的特點，使得所謂國民黨的汪系人馬，多為軟弱失意的文人政客，群眾基礎十分薄弱。

國共邁向政治整合

1936年12月底，四川成都舉行蔣中正安全返京慶祝大會。蔣中正隨後對張學良和楊虎城發表訓詞，表示：「此次事變，爾等將余留居西安，則引起戰事之責任，即應由爾等毀壞綱紀之舉動負之。現在爾等既表示悔悟，則余可請求中央；中央必仍本愛惜國力之精神，自有妥善處理，以挽救國家之危機也……」

廬山抗戰演說

「七七事變」後，在廬山指導國軍訓練團的蔣中正召集各界人士磋商時局，會議上洋溢著應戰的激昂情緒。1937年7月17日，蔣中正在廬山發表抗戰演說，指出：「我們希望和平，但不求苟安，準備應戰，而決不求戰。我們知道全國應戰以後之局勢，就只有犧牲到底，無絲毫僥倖求免之理，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

中日瀕臨全面戰爭

1937年1月，汪精衛返京，由國民政府主席林森設宴接風，圖為汪在餐宴中致答謝詞。

汪精衛返國

1937年1月14日，「西安事變」落幕後，汪精衛返回中國，出任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此時國民黨開始出現路線上的轉變，對日本的政策趨於強硬。2月中旬，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在南京舉行。會上，汪精衛致開幕詞、孔祥熙做政治報告，何應欽做軍事報告，張群做外交報告，蔣中正則向會議報告了西安事變的經過，並散發由陳布雷所寫的《西安半月記》。

中央大員返京留影

1936年12月底，在「西安事變」受困的國民政府中央大員安全返回南京後，在陳調元宅中合影留念。右至左（不分前後）為蔣作賓、陳誠、陳調元、陳繼承、朱紹良、陳繼承夫人、蔣鼎文、萬耀煌夫人、衛立煌、萬耀煌。儘管「西安事變」和平落幕，但國共的緊張對峙仍未解除，1937年1月，陳誠奉派為第四集團軍總司令，由南京搭機飛赴洛陽，一方面對東北軍和十七路軍軍事施壓，另一方面又施離間之計。2月9日第三十六師進入西安，後來戰事危機解除，國共轉入密集的談判，陳誠始返回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