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潘震澤（國立陽明大學生理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科學人》編譯委員）

我曾聽一位同事說過：「生物學只剩下三件重要的未解問題，其餘都不值一顧。」至於他說的是哪三件，我已不復記得，只知道「生命的起源」是為其一。我再細查這位同事的研究成果，卻乏善可陳。我雖然不否認這位同事想問的問題是重要的，但對我來說，回答目前可以解決的「小」問題，比起只問「大」問題就滿足卻不求解決的態度來說，毋寧是更實際的。

話說回來，人文與科學的隔閡，是所謂「知識分子」的問題；科學研究如果尚未落實到應用的層面，也和文學哲思等創作沒有兩樣，對一般小老百姓的生活並無直接影響。講到科學界內部分門別派，爭執不下的例子，更是多不勝數。以生物科學為例，從「田野派」與「實驗室派」的壁壘分明，到「古典非主流」與「現代主流」孰優之爭，雖然難得有誰是誰非，但彼此瞧不順眼是真切的。

1956年，美國哈佛大學生物系同時聘任了兩位助理教授，一位是以研究螞蟻出名的社會生物學家威爾森（E.O.Wilson），另一位則是發現DNA結構的華生（James Watson）。挾著「生命最大奧祕發現人」頭銜，華生的傲慢是出了名的；但在威爾森的自傳《大自然的獵人》中，才看到實際的情形。華生「帶著一個信念來到哈佛，認為生物學必須轉換成，由分子及細胞所主導的科學」。

威爾森與華生同事12年，直接面對面講話不超過5、6次。他們在走廊相遇時，華生從不打招呼，令美國南方出身、重禮數的威爾森很為難，最後只有「低聲咕噥一句寒喧，草草帶過。」對於聘用新教員，華生的評語是：「只有瘋子才會想聘用生態學家。」搞到哈佛的老教授私下對威爾森說：「以後不要再用『生態學』這個詞，那已成為髒字眼了。」威爾森後來想到人類學的教訓：「當某個文化準備消滅另一文化時，統治者首先做的，莫過於『官方場合，禁用母語』。」

（待續）

本文摘自《科學讀書人》三民書局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