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柏楊自喻「野生動物」，一生「不為君王唱讚美歌，而只為蒼生、為一個人的立場和尊嚴，說人話。」
畢生為人權戰鬥，面對無盡的苦難唯有「無語問蒼天」，但是他以萬鈞筆力，十年小說、十年雜文、十年歷史，在每一個階段都有具代表性的作品獲得社會全面迴響；在八十四歲高齡時還出版了《我們要活得有尊嚴》，一心一意，就是要把皇帝還原成「人」。
當我們的車從新店經碧潭、一路蜿蜒上新店花園新城時，那熟悉的風景撲面而來，捲起如雲的思潮，塵封的往事，似歷史記錄片一幕幕倒片。
一九八三年暑假，我從佛光山下山後，客居台北。剛好「柏楊版資治通鑑」因工程浩大正在招募編輯，我沒想到會接到通知錄取的電話（我不知道當時那溫柔的女聲是否就是張香華？）。由於我初到台北，環境不熟，東問西問到花園新城，想到交通不便，只好放棄，這已是二十四年前的事了。
這前塵往事的因，結下日後的果。再度到花園新城探望柏老伉儷，想到佛法說的緣起，時間不過是恆河沙的一粒。但，二十年可以使一個嬰兒成人，二十年也可以成就偉大的事功。「歷史」不會磨滅，只是淡忘：「地理」雖有成住壞空，但山河依舊。
張香華還是詩人一貫的天真、優雅，她陪伴柏楊走過人生最艱困的歲月，驚濤駭浪已成眼下這新店溪的緩緩流水，談起悠悠往事，更見豁達。已近九十高齡的柏楊，這幾年飽受病痛折磨，幾次出入醫院，現在家休養，起居有看護，但整理書稿、對外發言，甚至出席各種邀約，已幾乎都由張香華代理。
柏楊坐著輪椅出來，滿頭銀髮，雖清瘦，精神還好。我們拿著大陸出版的《中國人史綱》等書請他簽名，他看到書中自己年輕的照片，很開心也很感慨地說，等你們老了，你就知道年輕人和老人家的想法不一樣。雖是為年輕晚輩簽書，但從簽名、蓋章皆認真以待的態度，那種尊重的嚴肅，令人動容。
柏楊後半生的成就，與張香華不棄不離、相知相惜的一路相輔相成是很大的關鍵。她曾自言是「四情
女子」：熱情、溫情、真情、才情，獨缺男人最愛的「柔情」。但她能「感化」柏楊，靠的卻是這股柔情。
這兩位性情相異、不同領域的人怎麼會碰上又能相扶持？張香華率真的說，以前聽過柏楊、看過他的文章，也僅於此。在一個飯局第一次見面後，第二天一早就收到柏楊的一封信，在那個還沒有手機、電腦、快遞的時代，這樣的攻勢，讓張香華從「真是被他搞糊塗了」，到正式向她求婚被「嚇壞了」，她坦承對柏楊說，她不知道能否共度一生？而已受這麼多打擊的柏楊能受得了嗎？柏楊的一句：「我從不怕任何打擊」，打動了她，結婚後，才慢慢認識「柏楊」。
幾番風雨幾番晴
一個寫歷史的人，講到自己的生年時地，竟是一片茫然，身分證上登記的一九二O年、河南省，也是「大概」。長大後才知道他叫母親的卻是他的繼母，生母生下他不久就去世，父親在河南省通許縣做縣長。在那戰亂動盪的年代，衣食不飽、流離顛沛、學業斷續，最後輾轉流浪到台灣。在台灣為了報戶口，選了十一月一日（那是因為一九四九年當時正在瀋陽辦《大東日報》，而東北第一大城瀋陽在國共戰爭中在那天淪陷），他從郭定生到郭立邦到郭衣洞到柏楊（一九六○年五月，因採訪中部橫貫公路通車新聞，最後一站『古柏楊』尚未竣工，提筆有感而改名至今。），也是隨順因緣而改。他，一生坎坷。三十歲時到台灣，幾度在婚姻、職業上流轉不定，但寫作未曾中斷。人生走到五十，應該漸趨穩定，沒想到因為翻譯「大力水手」漫畫，將「fellows」譯為「全國軍民同胞們」而入獄。
「十年小說、十年雜文、十年著史」，近十年的牢獄生涯，改變了柏楊後半生。（他追溯日後寫歷史的淵源，或許與當年父親也曾寫過《河南輝縣地理誌》有點關聯）柏楊表示，沒有人是一生下來就立刻能建立完整的思想體系，而且始終如一。因此，生命的歷程與掙扎，會慢慢改變人的思考。美麗的綠島雖被稱為「火燒島」，但反向思考，以佛教來說，遠離塵囂的「閉關」未嘗不是「福報」。獄中生活，讓他重新靜下來，回顧審視自己，他從歷史得到平復，完成了《中國人史綱》、《中國歷史年表》、《中國歷代帝王皇后親王公主世系錄》三套史書，為出獄後翻譯《資治通鑑》打下基礎。
《資治通鑑》白話版及衍申的《柏楊版通建記事本末》、《柏楊曰》等巨著能出版面世，這背後的「推手」──遠流文化負責人王榮文的大力支持、十年相挺，也為「出版人」和「作者」間的情誼，樹立了典範、留下美談。柏楊秉持要誠實面對自己國家的真實歷史，他寫《資治通鑑》就說明了：「我擺脫傳統文化的包袱，不為君王唱讚美歌，只為蒼生、為一個『人』的立場和尊嚴，說『人話』。」
中國人的歷史，可說是一個沉痛的輪迴，雖說「以史為鑑」，也許就是不願面對「真相」，才會「歷史重演」。
要活得有尊嚴
在《我們要活得有尊嚴》一書的序，柏楊誠懇的說：「我的性格和受到的詛咒，如果不死於戰場，也一定會死於刑場。雖然經歷了太多的災難，看盡了太多的荒繆和醜陋，但也遇到了太多美好的友情，我覺得我應全部回饋給年輕的大朋友和小朋友。長期的災難，提高了我心靈層次；難得的幸運，使我產生無窮感恩。珥珥凝望著我的同胞，幾乎佔全球人口六分之一的中華人，我感到驕傲，感到恐懼，和感到更多的慚愧自責！」
這本書是繼一九八五年《醜陋的中國人》出版二十年後，柏楊在晚年對人生、對社會最後的沉思與建言。他說：「我所批判的東西，正好我自己都具備。我當然是觀照自己來寫文章，否則怎能有這麼深的體會？」、「做一個有尊嚴，也尊重別人尊嚴的人；做一個有誠信，也有能力包容別人的人。尊嚴跟面子不一樣，面子是要人家給的，尊嚴是自己努力，付出了代價，慢慢累積起來的。」
柏楊雖為臥病無奈，精神好時，言談還是充滿熱情、天真。張香華說：「我很怕一個人到了老年變得又頑固又老奸巨猾的，可他還保有赤子之心，讓我覺得很溫暖。」
很多人可能會從柏楊的著作和他參與的社會人權活動，誤以為他是一個嚴肅、好鬥的人。今年五月，武俠小說大師金庸來台參加政大八十週年慶之便，特去拜訪老友柏楊。這兩位「老」朋友的對談，讓我們看到柏楊的另一面。
金庸讚柏楊家景觀好，柏楊回答：「我想出租它，要收錢呢！」他還要金庸把隔壁房子買下來，兩人可做「好厝邊」。而左鄰右舍聞風來要金庸簽名，柏楊即提醒：「不要隨便簽名，他們要拿到銀行去提錢的。」金庸獲頒政大名譽文學博士，柏楊也獲頒台南大學名譽教育學博士，但兩人求學時期遭逢戰亂，金庸大學畢業沒拿到文憑，柏楊更慘，金庸安慰柏楊，舉出史學大師陳寅恪也沒有證書，柏楊卻說：「我很需要，因為打工需要。」柏楊聽到金庸比自己小五歲，笑著以老大哥之態說：「你要好好讀博士喲！」
在這兩位飽嘗人生歷練的長輩身上，不但沒有老人癡呆的問題，更見老頑童的幽默趣談。
張香華現在已成了柏楊的「代言人」，她說，人的相處需要了解，從了解到接受，全心支持他、全力輔助他。這麼一個恨天恨地的人，回首反思他過往的人生，柏楊覺得自己是不圓滿的。他特別感恩，在他困難、落難時，很多人伸出援手，像星雲大師、王榮文等給他的幫助。當年國際特赦組織要辦活動，一般人很敏感，不敢碰，他去和大師求援，大師二話不說借場地，他對大師心胸寬厚，與人為善，之後並常關心他的生活，感念至今。
張香華現在的人生態度：隨緣、從簡，但身後事力爭由自己做主。目前已陸續整理出柏楊的書籍文稿，並將其手稿文物分散捐贈給北京、台北、台南、新竹各地。北京中國現代文學館並成立了「柏楊研究中心」。
1999年，綠島人權紀念碑落成典禮。碑上銘言：「在那個時代，有多少母親，為她們囚禁在這個島上的孩子長夜哭泣」。柏楊一生力爭人權，亦留名碑上，他說：「人權，是一種思想的獨立，和人格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