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嚴陽

兼聽與偏信是兩個相對的概念，前者說的是一個人能虛心聽取各方意見，後者則是一個只願聽取自己想聽的意見。這兩種做法必然會帶來不同的結果：兼聽則明，偏信則暗，當一個人能夠聽取不同意見，自然會耳聰目明，保持清醒的頭腦；反之，則有可能閉目塞聽，做出錯誤的判斷。一千多年前的唐朝，唐太宗與魏徵君臣二人，就曾為這個問題進行深入探討。

唐朝吳兢在《貞觀政要．論君道》記載：

貞觀二年（六二八），太宗問魏徵曰：「何謂為明君暗君？」徵曰：「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詩》云：『先民有言，詢於芻蕘。』昔唐、虞之理，辟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是以聖無不照，故共、鯀之徒，不能塞也；靖言庸回，不能惑也……隋煬帝偏信虞世基，而諸賊攻城剽邑，亦不得知也。是故人君兼聽納下，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太宗甚善其言。

唐太宗為什麼向魏徵詢問什麼是明君、什麼是昏君？顯而易見，他很希望自己成為明君，避免成為昏君，在史冊上留下光采的一頁。但對於明君與昏君的根本區別在哪裡，不是十分清楚。魏徵給了清晰的答案：關鍵在於為君之人對於不同意見的態度。前者能夠兼聽，後者則是偏聽偏信。同時魏徵以歷史為鏡，舉唐堯、虞舜因為兼聽，即便是像共、鯀也不能蒙蔽他、迷惑他，來證明兼聽的價值；以秦二世胡亥偏信趙高、梁武帝蕭衍偏信朱異、隋煬帝楊廣偏信虞世基，導致天下大亂，甚至江山易主，來說明偏信的危害。

任何人的知識、經驗與腦力、體力等都是有限，而這決定了一個人的知識結構與聽聞，必然存在著種種的不足。因此，廣開言路，擴大聽聞，以更多地了解各方資訊是很重要的。當我們對身邊的人和事有全面深刻的了解，就此基礎作出的決策，相對會更加明智與正確。相對的，在個人見聞非常有限的情況下，還又偏聽偏信，最終會因被蒙蔽而害了自己。

為什麼像秦二世、梁武帝、隋煬帝等帝王會偏聽偏信，這是讓我們感興趣的問題，這與奸邪之人善於揣摩聖意並投其所好有關。如梁武帝、隋煬帝想盡情地享受生活，不想被政事打擾的時候，朱異、虞世基們將發生叛亂一類的事壓下不上報，上位者因此喜笑顏開，依舊醉生夢死，可以說，正是昏君與奸臣的相互配合，才會上演中國歷史上那一齣齣的荒唐大戲。

唐太宗可說是中國兩千多年封建社會少見的明君，而他之所以能夠成為明君，與他懂得以史為鑑，努力兼聽、避免偏信有關。可惜的是，在諫臣魏徵過世之後，因為少了一面鏡子，晚年的唐太宗「漸惡直言」，以致他也因為偏聽偏信犯下了某些錯誤，如出兵高句麗等。而這，是不是讓人感到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