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工作是相當重要的。一個作家當然主要是為自己的同胞們服務的。但是作家也希望他的作品能超過語言的界限。一個文學作品要超過語言之間的界限，只有依賴翻譯家所架的橋樑。

據我看，翻譯家可分三類。第一類是以此謀生的職業翻譯家。翻譯文學作品的職業翻譯家並不多。整個歐洲和美國可能只有幾個職業翻譯家把中文文學作品翻成英文。其中有些人譯筆優美、頗具文采。有的稍微差一點，再有的應該改行作別的事。一般來說，職業翻譯家不能自己選擇所要翻的作品。

第二類是業餘翻譯家。業餘翻譯家多半是因為掌握了必要的語言能力，又對文學有真正的興趣，所以從事翻譯工作。他們經常自己決定要翻譯甚麼作品。對他們來說，翻譯不是為了謀生而是出於愛好。

第三類是作家兼翻譯家或者詩人兼翻譯家。這類翻譯家處理原文常常比較隨便。他們有時讓自己的創造力反映到他們的翻譯工作中。有的詩人，像卞之琳和余光中有時把自己的詩譯成英文，結果是原文和譯文的出入很明顯。

漢學家對翻譯工作有兩種完全相反的態度。有的比較保守的學者認為一個真正的學者不應該搞翻譯工作，應該致力於研究工作。他們認為翻譯工作對一個學者的學術生涯也沒有甚麼好處。我自己的看法是完全相反的：一個具有必要的語言能力而對文學感興趣的漢學家應該用一部分時間搞翻譯工作，讓他自己的同胞們有機會欣賞他所欣賞的文學作品。

一個翻譯家必須處理的是文本。文本的構建方式是多種多樣的。有的文本可以切割成長度不等的段落。這些段落是根據語言本身固有的法則連接起來的。有的文本段落的連接必須依靠嚴格的法則；這些法則控制段落的長度，重音節和輕音節的位置、停頓，以及像節奏和腳韻這樣的音韻因素。翻譯家的任務是盡可能傳達原文的意義，甚至包括原文的形式和結構所運載的意義。

有時兩種語言的區別太大，以致把甲種語言的文本譯成乙種語言的任何企圖注定失敗。中世紀本體論的箴言『Deus bonus est, ergo Deus est』簡直沒有辦法譯成中文：「神善故神在。」這個判斷句子完全缺乏原文語義上的邏輯。其如此是因為拉丁語的動詞esse既可以當聯繫動詞又可以當不及物動詞，表示存在。俄語和漢語沒有這樣的雙重功能的動詞，所以任何想把這個箴言譯成俄語或者漢語的企圖都注定失敗。

把中文的古文和古詩譯成西方語文的譯者會面對很多難以解決的問題。西方語言的構詞法和語法迫使譯者明確原文中並不明確的東西。比如，譯者自己必須決定原文的名詞是確定的還是不確定的，以及它們指的是單數還是複數。古漢語沒有表達時態的形式，但是譯者自己使用的西方語言迫使他決定原文所涉及的動作或狀態是屬於過去式、現在式還是未來式。兩種語言的區別使譯文失掉原文獨特的普遍性和無時間性。我相信即使像英語yellow，德語gelb和瑞典語gul這樣在詞源學上有關的詞都有不同的內涵，我也相信與這些詞相應的中文詞範圍比較寬，涵蘊面從淡黃直至深棕色。英國人、德國人、瑞典人和中國人腦子裡的黃色都是他們各自的語言過濾出來的。於是，語言也許成了我們唯一的現實！但是翻譯家常常別無選擇：他所能翻譯的是語言的符號，而不是隱藏其後的現實。

跨越語言障礙和意識形態界限的對話在很大程度上是受這樣的一種事實的阻礙：我們西方文明的代表總是以為我們用來表示「個人主義」、「民主」、「公正」和「自由」等概念的標籤是世界通用的。然而，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和馬克思主義理論都要求個人接受集體的權威，比如家庭、生產隊、黨和國家等等。因此，這就毫不奇怪為甚麼與權威相對的詞彙如「個人主義」在大陸有強烈的貶義。

一個翻譯家應該接受兩方面的責任：一面要對得起原文的作者，一面要對得起他的讀者。不願意接受這雙重責任的譯者該取消資格。

選自《另一種鄉愁》聯合文學出版